财经那些事2025年10月21日 18:03消息，专访索尔海姆：中国企业绿色投资助力全球南方可持续发展。

　　 今年是联合国成立80周年，同时也是《巴黎协定》达成10周年。在中方正式发布新一轮国家自主贡献（NDC）之前，中国与欧盟曾共同发表一份联合声明，围绕全球气候治理明确了七大合作方向，并承诺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十次缔约方会议（COP30）前提交2035年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

　　 距离COP30召开已不足一个月，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资金和技术问题上的分歧仍待解决，雄心与实际行动之间的差距依然明显。在此形势下，中国与欧洲作为全球绿色转型的关键推动者，能否共同发挥引领作用，为陷入困境的多边进程带来稳定性，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

　　 在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25年年会期间，欧盟亚洲中心主席、曾任联合国副秘书长兼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的埃里克·索尔海姆接受了《21世纪经济报道》的专访。索尔海姆曾深度参与全球环境事务，见证了全球环境治理数十年的发展变化，他长期关注中国在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低碳发展方面所取得的成果。

　　 索尔海姆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时表示，面对全球共同的环境危机，推动合作共赢已成为必然选择。绿色转型已不再只是高成本的道德主张，而是蕴含巨大商业潜力的经济趋势。中国通过自身的努力，成功将绿色科技的成本降低到可以广泛普及的水平，为全球南方国家探索出一条新的发展道路。 我认为，这种转变不仅体现了中国在绿色发展方面的积极探索，也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在全球气候治理日益重要的背景下，绿色经济正成为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力量。中国的实践表明，环保与经济增长并非对立，而是可以相互促进。这为全球合作应对气候变化提供了积极的示范。

　　 《21世纪》：在当前地缘政治紧张的背景下，中欧为何仍能率先达成气候共识？ 在全球局势日趋复杂的当下，中欧双方依然能够在气候议题上保持合作，展现出共同应对全球挑战的决心。这一共识不仅体现了双方对可持续发展的重视，也反映出在分歧与竞争之外，共同利益仍是推动国际合作的重要基础。尽管国际形势充满不确定性，但中欧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仍在稳步推进，为全球气候治理提供了积极信号。

　　 索尔海姆：当前全球面临的最大不确定性之一，是美国政策的不可预测性。在此背景下，中国、欧盟以及印度等主要经济体，最有能力成为引领全球转型的关键力量。十年前，欧洲在环境技术和管理方面明显领先于中国，而如今中国已在多个绿色领域实现反超。双方并非竞争关系，而是互补共进。中欧已在多个层面开展务实合作，未来更需在技术共享、标准协同与自然保护等领域深化协作，共同发挥领导力。 我认为，在全球格局不断变化的当下，中欧之间的合作不仅有助于推动绿色转型，也为多边主义提供了重要支撑。双方在环保领域的互补优势，为全球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可行路径。未来，如何在保持各自特色的同时加强协同，将是中欧深化合作的关键。

　　 《21世纪》：中欧的合作模式能否复制到COP30南北国家资金与技术分歧的解决中？

　　 索尔海姆：关键在于思维转变。绿色转型不是成本负担，而是巨大的经济机遇。中国已建成全球最大的电动汽车产业链，供应全球90%的太阳能光伏组件，正是将绿色发展视作商业机会的结果。发展中国家若继续将时间消耗在向欧美争取资金上，只会错失良机。

　　 以非洲为例，转向太阳能发电不仅对环境有益，还能有效降低用电成本——这得益于中国推动光伏成本下降近八成所带来的全球效应。中国通过促进企业间的激烈竞争，大幅降低了太阳能价格，为未来的绿色增长开辟了新的道路，这种模式与过去依赖煤炭的发展方式截然不同。

　　 《21世纪》：你对将于巴西贝伦召开的COP30有何期待？  

　　 索尔海姆：巴西总统卢拉推动此次大会在贝伦举行，核心目标是聚焦亚马逊雨林的保护。我认为贝伦大会最重要的议题就是提升对雨林保护的关注度。目前，巴西的雨林保护已逐步回归正轨，森林砍伐率显著下降。全球第二大雨林国家印度尼西亚的森林砍伐率也大幅降低，几乎接近零。因此，聚焦雨林保护仍是贝伦大会的核心议题。 从当前形势来看，雨林保护取得的进展值得肯定，但持续的努力和国际合作依然不可或缺。亚马逊和印尼的森林不仅是生态屏障，更是全球气候稳定的重要因素。如何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找到平衡，将是未来需要持续关注的问题。

　　 《21世纪》：距离COP30召开不到一个月，为何欧盟尚未提交新一轮NDC？ 在COP30即将召开的倒计时阶段，欧盟仍未公布其新的国家自主贡献（NDC），这一举动引发了外界广泛关注。尽管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各主要经济体在气候行动上展现更大决心，但欧盟的缺席无疑为全球气候谈判增添了一丝不确定性。作为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参与者，欧盟此前在减排目标和政策制定上一直扮演着引领角色，此次延迟提交可能与其内部政策调整或战略考量有关。然而，在全球气候危机日益严峻的背景下，透明度和及时性仍是国际合作的关键基础。 

　　 索尔海姆：目前来看，欧洲正面临严峻挑战——领导力明显不足，政治领导人频繁更替，缺乏稳定性。通常在欧洲发挥引领作用的大国是德国，而如今德国自身也面临诸多国内问题，难以继续担当领导角色。欧洲亟需更强有力的领导力，否则在推进绿色转型的过程中将会举步维艰。 

　　 《21世纪》：中国正在制定“十五五”规划，对其中的气候相关安排充满期待。 在当前全球气候变化日益严峻的背景下，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碳排放国，其“十五五”规划中的气候政策备受关注。人们希望这一规划能够进一步明确绿色低碳发展的路径，推动能源结构优化、产业结构升级，并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展现更大的担当与行动力。同时，也期待规划中能有更具针对性的政策措施，以支持地方和企业的转型，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协同推进。  

　　 索尔海姆：绿色转型将成为中国“十五五”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目前已拥有全球独一档的绿色产业生态系统。以新能源汽车为例，中国是全球新能源汽车最大的生产国，每两秒就能生产一辆，任何国家都难以与之竞争。在绿色发展的各个领域，中国的经济体系已远超其他国家。

　　 但这种优势不能仅仅停留在中国制造、全球出口的层面，我们必须让中国在绿色发展中取得的显著成果惠及全世界。实现这一目标的唯一方式，就是推动中国企业加快走出去进行投资，同时未来还需要进一步提升外国企业参与中国市场的深度，并持续扩大中国的对外投资规模。 

　　 《21世纪》：发展中国家气候适应资金缺口高达2150亿美元/年。中国通过“一带一路”绿色项目及南南合作基金推动绿色基建，未来如何优化资金分配机制，确保最脆弱国家优先受益？

　　 索尔海姆：历史显示，当前我们所建立的全球多边机制运作效率不高、推进速度缓慢，而如今推动世界发展的主要动力是投资。因此，最关键的是推动中国绿色企业走出国门进行投资。这些投资正在将技术转移到当地，促进绿色转型，这才是核心所在。如果一味依赖效率低下的全球机制，发展进程将十分迟缓。但若集中力量于绿色投资，就能显著提升推进速度。  

　　 不过，气候适应领域难以通过市场机制推进，需要全球机构的介入。对于越南、印度尼西亚、卢旺达等治理有序的发展中国家，在太阳能、水电等领域的投资应交给市场、商业力量，这样资金效率会高得多。  

　　 《21世纪》：针对“新集体量化资金目标（NCQG）”，你认为中国可提出哪些兼具雄心与可行性的方案？

　　 索尔海姆：我认为，中国聚焦共建“一带一路”下的对外投资是实现这一目标的绝佳机制。中国可通过该倡议在这些国家投资太阳能、风能、水电、抽水蓄能、电动汽车、动力电池等领域。这一过程中，中国既能转移技术、提供资金，最终也能通过打造以中国为核心的更大市场实现共赢。  

　　 《21世纪》：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已成欧盟政策焦点。中国新能源产业如何通过标准互认减少壁垒，同时避免“低价倾销”质疑？  

　　 索尔海姆：我认为CBAM对中国企业不会带来显著影响，因为中国在环境保护领域已经走在前列，反而可能对一些其他发展中国家产生更明显的影响。  

　　 欧盟推出这一政策的目的是推动本土钢铁、水泥产业实现绿色转型，因此自然无法接受来自环境标准较低国家的产品竞争。然而，欧盟的做法存在矛盾之处：一方面试图阻止低标准产品进入市场，另一方面却对中国高质量产品，如电动汽车，表现出排斥态度。例如，中国的电动汽车在能效、电池技术以及科技含量方面均优于欧洲同类产品，但欧盟却试图将它们拒之门外。这种“既拒绝低标准产品，又拒绝高标准领先产品”的做法显然不合理。因此，未来欧盟可能针对比亚迪、宏光MINI、吉利等中国电动车企业采取限制措施，这将对欧洲绿色经济的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21世纪》：当前，一些市场对ESG理念持怀疑态度。应如何构建更具韧性、更可持续且能经受市场考验的体系？  

　　 索尔海姆：我认为ESG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全球的大型企业都应该积极遵循这些标准。然而，目前的一些ESG标准制定得过于复杂和官僚化，变成了形式主义，仅仅是在系统中打勾填表，这使得中小企业难以承受合规的成本。虽然大企业能够承担，但这种做法实际带来的效果却有限。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一个聚焦核心实质的评估体系。以苹果公司为例，作为全球市值最高的企业，评价标准应集中在它是否尽最大努力确保数据中心使用绿色能源，以及是否积极推动供应链的绿色转型。关键在于关注实质性问题，而不是纠缠于细节。只有当体系抓住重点时，ESG理念才能真正焕发生命力。

　　 （视频剪辑：见习编辑陈泽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