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那些事2025年10月21日 18:04消息,探秘大熊猫国家公园,了解救助野外大熊猫的饲养经验与保护故事。
在野外,大熊猫虽然具有一定的野性,但经过长期接触后,这种野性会明显减少。有位人士表示,他从未被大熊猫打过或抓过。这位人士已经为野生大熊猫提供食物近十年之久。

记者未曾预料到,探秘大熊猫国家公园的首站会落在甘肃片区的白水江园区,然而在采访过程中,却意外地联系到了一位在四川广元市工作的野外大熊猫救助饲养员,他的家就在“林二代”儿子的住所。 大熊猫国家公园的建设不仅是生态保护的重要举措,也让更多人开始关注那些默默守护这些珍稀动物的人。饲养员们长期坚守在一线,他们的工作不仅关乎大熊猫的生存,更承载着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希望。这次采访让公众得以窥见他们生活的一角,也让人们更加理解这份工作的意义与不易。

李鸿志,大熊猫国家公园白水江分局大熊猫驯养繁殖中心的退休职工,今年70岁。9月29日,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与白水江分局一行从甘肃文县红土河保护站驱车两小时抵达四川广元,了解到他是甘肃地区救助并饲养野外大熊猫数量最多、饲养时间最长的人。 这位老人在大熊猫保护事业中默默奉献了数十年,见证了无数珍贵时刻。他的经历不仅是个人的坚守,更是我国野生动物保护工作的一个缩影。在当前生态保护日益受到重视的背景下,像他这样长期投身于一线工作的老一辈工作者,值得我们更多的尊敬与关注。他们的经验与精神,对于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具有深远意义。
上世纪80年代的熊猫专车图源:大熊猫国家公园白水江分局。这一时期的影像资料,不仅记录了当时保护工作的一些具体实践,也反映出人们对大熊猫保护意识的逐步提升。这些珍贵的历史画面,为今天的研究与宣传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通过这样的图像资料,我们能够更直观地感受到保护工作的历程与成果。
大熊猫驯养繁殖中心副主任康永刚表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该中心曾最多救助和饲养过12只野生大熊猫。李鸿志回忆,他在1985年至1993年间在该中心负责大熊猫的饲养工作,当时最多同时照顾过9只。 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早期大熊猫的保护工作仍处于探索阶段,救助和饲养的数量相对有限。这反映出当时对大熊猫的了解和保护手段还不够成熟,也说明了野生动物保护工作的长期性和复杂性。随着科技和保护意识的提升,如今大熊猫的繁育与保护已取得显著进展,但回顾过去,也能让我们更加珍惜当前的成果。
直接进笼喂食
“不管哪个大熊猫,我都敢摸它。”
李鸿志是典型的“林一代”。
李鸿志——拍摄者杜武林,是甘肃地区饲养被救助野生大熊猫数量最多的人。
在建立大熊猫国家公园之前,甘肃白水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曾是原国家林业局直属的三个大熊猫保护区之一。根据大熊猫国家公园甘肃省管理局白水江分局官网的信息,该保护区始建于1978年,地处甘肃省最南端,涵盖文县白水江以南的大部分区域以及陇南市武都区团鱼河流域的小部分区域,其南部与四川省青川县、平武县和九寨沟县接壤。 从生态保护的角度来看,白水江保护区的设立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作为我国大熊猫栖息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为这一珍稀物种提供了关键的生存空间,也在区域生态安全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随着大熊猫国家公园的建设,保护区的功能和定位也迎来新的发展机遇,未来在统一管理、资源整合和生态保护方面将发挥更大作用。
记者在甘肃文县邱家坝的大熊猫驯养繁殖中心看到,该中心始建于1984年,李鸿志在中心建成两年后,也就是1986年,从林场调入这里。当时中心仅救助和饲养了5只大熊猫。“以前从未见过大熊猫,只是听说过。”李鸿志回忆时表示,当时内心充满期待与兴奋。 从这段描述中可以看出,这个中心不仅承载着保护濒危物种的使命,也见证了一代守护者的成长与奉献。李鸿志的经历反映了我国野生动物保护事业早期的艰难与坚持,也让人感受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深远意义。
邱家坝位于海拔2350米处,距离文县县城约50公里。9月25日,记者到达当地时,看到这里原始森林茂密,山势险峻,溪流深邃。康永刚表示,目前这里是大熊猫国家公园甘肃片区野生大熊猫分布密度最大的区域。
40年过去了,李鸿志依然一口气说出了他刚见到5只被救助的野外大熊猫的名字——“昌昌”、“桃桃”、“林楠”、“霄霄”和“菲菲”。“‘昌昌’、‘林楠’和‘霄霄’都是公的。”李鸿志说,当时,“霄霄”和“菲菲”还只是亚成体。
李鸿志先是给职工做饭,没多久就管起了大熊猫们的“伙食”。
大熊猫的习性比较温顺,我们都是进入圈舍去喂食。它们的大小活动场和圈舍是连通的,活动场的门一直开着,大熊猫可以自由进出。即便是成年大熊猫,也不会攻击人。李鸿志笑着说:“不管哪只大熊猫,我都能摸它。因为和它们接触的时间太长了。”这些大熊猫的名字都是被救助后由领导取的,饲养员在喂食时呼唤它们的名字,一叫就会过来。
在人们的印象中,野生动物非常凶猛。“当然,你突然和野生动物接触容易被伤害,要长时间接触才行。”他说。
他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透露,这些被救助的大熊猫中,有的是因为竹子开花导致饥饿,有的则因疾病而虚弱,刚送来时大多体型消瘦,体内寄生虫问题严重,经过饲养后逐渐恢复健康。但令人遗憾的是,并非每一只都能成功获救。 大熊猫的生存状况反映出自然环境变化对野生动物的影响,也凸显了保护工作的紧迫性。尽管救助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面对生态脆弱性和个体差异,仍有许多挑战需要克服。加强栖息地保护、提升救助技术,才能为这些珍稀物种提供更稳定的生存保障。
对于救助大熊猫的伙食,当年负责饲养的班长李鸿志记忆犹新。“我们四个人轮流负责,主要是清理卫生、蒸窝头,然后轮班休息。”他回忆道。
上世纪80年代,对缺乏营养的野外大熊猫,李鸿志按照之前饲养员的办法,将黄豆和大米磨成粉面,加上麦麸和鸡蛋按一定比例蒸成窝窝头。“为了增加营养,我们还把牛肉煮了和着豆粉、米粉一起蒸给大熊猫吃。”他说,窝窝头的搭配比例他已记不太清,“现在的饲养方法肯定有改良。”
据他回忆,窝窝头一天喂两顿,早上9点和下午4点,野外大熊猫晚上要吃七八斤竹子,主要是箭竹。饲养员还要给野外大熊猫冲奶粉,不论大小都吃,小的吃得多一点。
“被救活的大熊猫都长得不错。”李鸿志表示,虽然刚来到邱家坝时条件比较艰苦,照明常常依靠点蜡烛,做饭用的是有烟的煤,但他认为与长期进山巡护、监测的林业工作者相比,这些困难根本不值一提。
“两年后,它认出了我”
“我一叫它就来了。”
被救助的野外大熊猫各自命运归宿不同。
在李鸿志饲养过的野外大熊猫中,有两位特别长寿的个体——“昌昌”和“桃桃”,它们的存在为大熊猫的保护与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从动物保护的角度来看,像“昌昌”和“桃桃”这样长寿的大熊猫不仅体现了饲养管理的科学性,也反映出野生动物在人工环境下的适应能力。它们的健康与长寿,是对保护工作的一种肯定,同时也提醒我们,对濒危物种的长期关注与细致照料至关重要。
在白水江自然博物馆里,有一具大熊猫的标本“昌昌”。标识上写明,昌昌在1985年从文县贾昌抢救回来,在白水江保护区定居9年后,于1994年迁居济南,后于2002年因多脏器功能衰竭死亡。“昌昌”活了35岁,堪称寿星。
大熊猫“昌昌”去世后,其标本由白水江自然博物馆收藏,相关图片也已公布。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大熊猫的每一只个体都承载着生态保护与科研的重要意义。昌昌的离世不仅是自然博物馆的一次损失,也提醒我们更加关注野生动物的生存现状与保护工作。在保护行动持续加强的背景下,如何更好地延续这些珍稀物种的生命,仍是值得全社会共同思考的问题。
1994年送到济南动物园的另一只大熊猫“桃桃”享年36岁,成为“镇园之宝”,曾接待了国内外上百万游客。据说桃桃被救助是在文县铁楼乡桃家湾一带的山林里被农民发现,故取名“桃桃”。
“桃桃”去世后,济南动物园将它追授为“中国最老大熊猫”和“生态和谐使者”称号,从1980年至今,该园饲养的大熊猫大多超过野外大熊猫的平均寿命20多岁。
此外,1988年,大熊猫“霄霄”和“菲菲”前往澳大利亚墨尔本皇家动物园进行巡展,在墨尔本和悉尼两地共展出200天。
“和大熊猫们时间长了肯定有感情,但为了大熊猫种群的繁衍壮大,饲养员想留但留不住。”李鸿志说,如果非要说哪只养过的大熊猫最喜欢,那就是“林楠”。
“因为经常在一起,它后来去了卧龙。”李鸿志说。
上世纪90年代,属于野生大熊猫种群成员的林楠作为重要种公兽,被送到卧龙先后与不同雌性大熊猫配对繁殖,其繁殖足迹延伸至多个大熊猫繁育基地,后代有“优优”、“娇子”、“美香”、“伦伦”等。
“桃桃”曾参与繁殖计划,李鸿志曾赴四川卧龙照顾大熊猫半年。那是他与“林楠”两年后的重逢。 从这段信息中可以看出,大熊猫的保护与繁育工作不仅涉及科研人员的专业投入,也牵动着个人之间的情感纽带。李鸿志在四川卧龙的半年时间,既是职责所在,也可能承载着对“林楠”的特殊情感。这种将职业使命与私人情感交织的经历,反映出野生动物保护工作中人与人、人与动物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
“刚开始它没认出是我。”李鸿志回忆道,呆了一段时间后它认出来了。“我一叫它就来了。”他说,自己和“林楠”还照过一张相。它蹲在地上,饲养员站起来喂它。几十年过去了,这张照片还被李鸿志珍藏在文县家中。
大熊猫的智商到底有多高?
李鸿志表示:“经常接触大熊猫的人,它们能听懂自己的名字。比如我一敲奶粉盒,大熊猫就会立刻跑过来。”此外,每只大熊猫的性格也各不相同。
世界著名的野生动物研究专家乔治·夏勒在其著作《最后的熊猫》中曾表达过类似的观点:“人类自视甚高,仅仅因为你们在地球上拥有最高的智力,就认为自己高人一等。你们需要克服固有的偏见和其他不健康的科学倾向……我们生活在截然不同的世界,彼此之间的差异远超你们的想象。我的世界以气味为主导,而你们则更依赖视觉;我的思维方式主要依靠嗅觉,而你们则依赖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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