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走出去，商事争议解决引进来。

　　 资料图

　　  企业出海，风险防控需前置。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要有效实施对外投资管理，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推动贸易与投资一体化，引导产业链和供应链在全球范围内合理、有序地布局。 在当前国际环境复杂多变的背景下，推动企业“走出去”不仅是提升国际竞争力的重要途径，也是优化国内经济结构、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加强对外投资管理，有助于防范风险、提高效率；健全海外服务体系，则能为企业提供更有力的支持保障。同时，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有助于构建更加开放、稳定的全球经贸体系，增强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和影响力。

　　 近日，“企业‘走出去’的法律风险及防控研讨会”暨北京企业法律风险防控研究会2025年年会顺利召开。来自法学界、企业界、律师界的专家齐聚一堂，围绕如何有效防范法律风险、保障企业安全稳健“走出去”展开深入探讨，提出了许多具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当前，随着中国企业国际化步伐不断加快，面临的法律环境日益复杂，海外经营中可能遭遇的法律风险也愈加突出。此次研讨会的召开，不仅为各方提供了一个交流经验、分享成果的平台，也为今后企业更好地应对国际法律挑战提供了重要参考。在推动高质量“走出去”的过程中，建立健全法律风险防控机制，已成为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环节。

　　 随着全球治理体系的深刻调整，国际规则的竞争日益激烈，企业“走出去”已进入更加重视规则运用、积极参与规则制定的新阶段。”北京企业法律风险防控研究会会长彭新林表示。

　　 未来，中国将进一步完善国际商事调解、仲裁和诉讼等机制，努力打造成为国际商事争议解决的首选地。这一举措不仅有助于提升我国在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也将为中外企业营造更加公平、高效、可预期的营商环境。随着全球经济格局的不断变化，建立多元化的争议解决机制，对于维护国家利益和促进国际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企业“走出去”主要面临哪些风险？

　　 主办方供图

　　 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教授韩轶表示，相较于国内企业合规，企业在海外运营所面临的法律风险更为复杂、专业和多元，涉及环境保护、劳工权益、公司治理、知识产权、税务合规、法律文化差异以及国有化征收等多个领域。

　　 韩轶指出，当前中国企业海外经营中面临的合规问题，主要源于对投资所在国法律环境不熟悉，缺乏深入的尽职调查，有意规避国内相关主管部门的审批程序，项目流程管理不到位，以及法律文件管理混乱等。

　　 当前，企业所面临的外部风险正在发生深刻变迁。

　　 安徽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奚玮指出，随着国内法律法规的完善，加之税务、金融、环保等领域监管力度加大，企业同时面临跨境经营不同国家法律体系、监管标准的显著差异。双重合规要求对企业提出了更高挑战。

　　 从社会层面来看，公众对“走出去”企业的关注已不再局限于经济效益，而是逐渐扩展到合规责任、社会责任等多个维度。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企业跨境经营的行为正受到更加全面的监督，任何细微的合规问题都可能引发国际范围内的舆论关注。这种变化反映出社会对企业综合表现的期待正在不断提升。

　　 “走出去”的企业类型多样化，也带来了风险的多样化。

　　 深圳康泰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法务总监李彦宏介绍，作为一家人用疫苗生产制造企业，康泰生物正积极布局海外，计划在土耳其建设合资工厂。

　　 李彦宏介绍，疫苗属于专利密集型产业，但由于专利具有地域性，仅在授权国家内有效，因此需要提前进行长期的布局规划，以避免技术被泄露或侵犯。

　　 一家疫苗生产企业的法务部负责人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疫苗临床数据涉及个人隐私，跨境转移面临数据保护风险，需防范第三方侵权。

　　 金诚信矿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非煤类地下矿山工程建设、采矿运营管理以及矿山资源开发的国际化企业，其项目已拓展至全球11个国家，覆盖多个大洲。 从当前矿业发展的趋势来看，金诚信在非煤类矿山领域的深耕，反映出行业对多元化资源开发的重视。随着全球对清洁能源和关键矿产需求的增长，这类专注于技术与管理的矿业公司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国际化布局也表明，企业在拓展市场的同时，也在不断提升自身的综合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

　　 金诚信矿业董事会办公室主任王立东表示，“进入新市场初期，企业往往会遇到运营模式不适应的问题。作为一家矿山工程企业，必须在每个国家申请特定的经营资质和爆破许可，而环境审批的周期较长、存在较大不确定性，这使得人力和资金成本大幅增加。”

　　 如何应对企业“走出去”法律风险？

　　 工信部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中心经贸法律研究所所长郭成龙指出，应构建内外联动的综合服务体系，支持具备条件的地方建设出海综合服务港，推动在重点国家设立海外综合服务站，同时培育一批具备较强跨境服务能力的专业服务机构。 在当前全球经济格局加速调整的背景下，构建多层次、全方位的服务体系显得尤为重要。通过打造“出海综合服务港”和“海外综合服务站”，不仅能够为企业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国际化服务，也有助于提升我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与此同时，专业服务机构的培育和发展，将为企业的跨境业务提供更有力的支撑，助力企业更好地“走出去”。这种系统性布局，有助于形成更具韧性和活力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王立东认为，要打造专业化的风险控制团队，需进一步加强对当地法律法规的培训，增强员工的法律意识。项目必须配备三个关键岗位：外事负责人、当地人力资源经理和税务经理。同时，应注重培养具备国际视野的法务团队，并聘请当地的法律顾问以提供专业支持。

　　 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学院教授王文华指出，企业在面临海外法律风险时，应优先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避免矛盾升级，同时要充分利用国际法、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以及双方签署的合同和章程中的相关条款。

　　 面对企业“走出去”法律风险，彭新林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我们亟需加强前瞻性研究，推动企业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利用规则、参与规则制定，不断增强我国在国际竞争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加快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建设，健全国际商事调解、仲裁、诉讼等机制。

　　 2021年12月28日，北京国际商事法庭正式成立，该法庭隶属于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专门负责审理涉外商事案件。这一举措进一步强化了北京在涉外法律服务和国际商事纠纷解决方面的能力，有助于提升我国在国际商事领域的法治形象和影响力。随着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涉外商事案件数量持续增长，设立专门法庭对于提高审判效率、统一裁判标准具有重要意义。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王靖表示，自北京国际商事法庭设立以来，四中院不断推进“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的风险评估体系，强化对“一带一路”相关国家法律的查明能力，同时完善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在司法实践中的准确适用机制，持续提升涉外案件的审判质量和效率。 从当前涉外法治建设的进程来看，北京国际商事法庭的这些举措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特别是在“一带一路”倡议不断深化的背景下，构建系统性的风险评估机制有助于企业在海外投资中更好地预判和应对潜在法律与政策风险。同时，加强域外法的查明和国际规则的适用，不仅提升了司法的专业性和公正性，也为中外企业提供了更加稳定、可预期的法律环境。这些做法体现了我国在推动全球治理和法治合作方面的积极态度和责任担当。

　　 ‌民事诉讼法第276条第2款确立了“适当联系”原则，是我国法院行使涉外民事诉讼管辖权的重要依据‌。

　　 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副院长张玲介绍，按照该条款规定，当被告在中国没有住所或办事机构，且合同签订地、履行地、标的物所在地、侵权行为地等六个连接点均不在中国境内时，只要纠纷与中国存在适当联系，中国法院就可以行使管辖权。

　　 “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可以善用这一条款，在中国法院提起诉讼以维护自身权益。”张玲表示。 在当前全球化不断深入的背景下，中国企业越来越多地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面对复杂的法律环境，合理利用国内法律资源显得尤为重要。中国法院在处理涉外案件时，已展现出越来越专业的态度和成熟的司法实践，这为企业提供了有力的保障。通过合法途径维权，不仅有助于企业自身利益的维护，也体现了我国法治建设的不断完善与进步。

　　 仲裁是商事纠纷中广泛应用的解决机制。今年9月12日，仲裁法完成修订，将于2026年3月1日起正式施行。

　　 司法部公共法律服务管理局局长杨向斌在9月29日的司法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此次修法旨在为更多涉外案件的当事人提供选择在中国仲裁的便利。在参考境外临时仲裁经验的基础上，新增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特别仲裁制度，目的是提升中国仲裁制度的包容性，推动涉外仲裁与国际通行规则更好地对接。 此次制度调整体现了我国在涉外法治建设中的主动作为，既尊重国际惯例，又结合本土实际，有助于增强中国仲裁的国际竞争力和吸引力。随着全球经济交往的不断深化，涉外仲裁需求持续增长，完善相关法律体系显得尤为重要。通过引入更具灵活性和适应性的仲裁机制，不仅有利于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为我国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更坚实的制度支撑。

　　 调解在企业中可能尚未引起足够重视。今年5月，有关部门发布了《商事调解条例（公开征求意见稿）》，其中特别强调了涉外事务和区域间的协同发展。

　　 2021年1月，北京法院国际商事纠纷一站式多元解纷中心在北京四中院正式挂牌成立。王靖表示，该中心运行以来，已成功调解国际商事纠纷300余件，案件涉及美国、德国、俄罗斯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 这一举措体现了我国在涉外法治建设方面的积极作为，通过构建高效、专业的调解平台，为跨国商事主体提供了更加便捷、灵活的争议解决路径。面对日益复杂的国际商事活动，多元解纷机制的完善有助于提升我国在国际商事领域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同时也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经贸合作提供了有力保障。

　　 “诉讼、仲裁和调解等争议解决方式，并没有绝对的最优选择，只有最契合具体情况的方案。然而，这些属于程序性问题的解决机制，往往在企业“走出去”时被忽视。实际上，若企业对争议解决机制不够重视，可能会面临较大的法律风险，进而影响自身权益的有效保障。”张玲表示。 企业在进行国际化布局时，应更加注重争议解决机制的选择与设计，将其视为风险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合理的争议解决条款不仅能为后续可能出现的纠纷提供清晰的处理路径，也能在一定程度上预防矛盾升级，降低诉讼成本和时间消耗。因此，企业在签订合同或开展跨境业务前，应结合自身实际情况，综合评估仲裁、调解等不同方式的适用性，做出科学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