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长园董事长被留置，大股东紧急委任新董事长，公司高层剧变。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翁榕涛 广州报道

　　 12月23日晚，ST长园（600525.SH）密集披露三份公告，揭开公司治理危机升级的序幕：第一大股东珠海格力金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格力金投”）正式向董事会提交《关于提请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函》，并同步提出两项关键议案——其一为“罢免乔文健第九届董事会董事、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职务”，其二为“提名杨涛为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此举标志着格力金投在长期“隐忍式持股”后，首次以股东提案方式直接介入公司最高决策层重构，也折射出当前ST长园已从经营困境滑向治理失能的临界点。

　　 公告明确指出，现任董事长兼法定代表人乔文健因涉嫌职务违法，自2025年11月24日起被惠州市惠阳区监察委员会依法采取留置措施，至今已逾一个月。在此期间，他连续缺席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五次、第十六次会议，既未出席，亦未委托任何董事代为履职。公司章程第一百条白纸黑字规定：“董事连续两次未能亲自出席，也不委托其他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视为不能履行职责，董事会应当建议股东大会予以撤换。”——乔文健的情形已完全触发该条款的适用前提。所谓“群龙无首”并非修辞夸张，而是当下董事会决议无法形成有效多数、重大经营事项停滞不前的真实写照。

　　 值得深思的是，留置事由虽定性为“职务违法”，但监察机关签发的《留置通知书》并未指向具体罪名或涉案金额，亦未说明是否与上市公司业务直接相关。目前公司强调“未收到有权机关对公司本身的调查或配合调查文件”，这一表述看似合规，却难掩其治理透明度的严重缺失：当一把手长期失联且无替代机制，信息披露的及时性、完整性与风险提示的有效性，本身就成了亟待拷问的内控盲区。

　　 与罢免动议同步推出的杨涛提名，绝非临时起意的人事补位，而是一次高度精准的战略卡位。公开履历显示，杨涛1984年出生，本科学历，2006年起在中国建设银行珠海市分行深耕11年，从一线客户经理成长为投资银行部（金融市场部）总经理；2017年加入格力金投后，历任投资总监、副总经理，现任董事、总经理，并同时兼任珠海科技产业集团副总经理、横琴金投创业投资基金管理公司总经理，以及阳普医疗、格金新能源、航宇微科技等多家企业的董事长。尤为关键的是，他曾于2019年7月至2025年1月担任ST长园董事——这意味着他对长园复杂的业务结构、历史包袱、关联交易网络及监管关注焦点，具备他人难以替代的“在场经验”。提名一位既有金融资本运作能力、又深度了解公司肌理的“熟人型”管理者，实为在混乱中重建秩序最务实的选择。

　　 但必须清醒看到，杨涛能否顺利当选，不取决于其个人资质，而取决于股权结构下的表决权博弈。截至公告日，格力金投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14.38%，为第一大股东；原实控人、已辞职的吴启权仍持有8.02%股份，且其控制的运泰利控股曾被查实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高达4.9亿元；第三大股东山东至博信息持股7.84%。三方合计持股超30%，而剩余股份高度分散。这意味着，仅靠格力金投单方面推动，两项议案极可能陷入“提议易、通过难”的僵局。更值得警惕的是，吴启权当年正是通过主动辞职并火速提名乔文健的方式完成权力交接——如今历史是否会以相似逻辑重演？这不仅是程序问题，更是对公司治理底线的一次压力测试。

　　 ST长园的困局，早已不是单一高管出事所能解释。回溯可知，2020年深圳证监局坐实其子公司长园和鹰系统性财务造假，虚增营收3.59亿元、利润3.03亿元；今年4月年审会计师再度出具内控否定意见，直指原董事长吴启权主导下，通过供应商通道实施的资金占用行为。两轮监管重锤之下，“无实际控制人”状态非但未成为风险隔离带，反而演化为责任真空带——无人担责、无人拍板、无人纠偏。当一家曾被誉为“李嘉诚概念股”的新能源白马股，沦落到2024年净亏损9.78亿元、2025年前三季度再亏3.28亿元，同比暴跌567.01%，其衰变轨迹背后，是公司治理失效对经营基本面的持续反噬。

　　 业务层面同样不容乐观。财报显示，智能电网设备与消费电子智能设备两大板块贡献了97%以上营收，但行业同质化竞争白热化，公司坦言需在“构网型SVG、功率预测及控制”等细分领域突破技术壁垒；磷酸铁锂业务尚未形成规模效应；而高达62.26亿元的对外担保余额，占净资产比例达152.38%，已实质性构成流动性枷锁。12月18日，公司甚至需以位于深圳南山区核心地段的“长园新材料港工程技术中心”土地及建筑物作抵押，为子公司申请8.41亿元授信——优质资产押出去换现金流，恰是造血功能几近枯竭的典型症候。

　　 更具象征意义的是格力金投的“两手策略”：一边在股东大会层面发起正面攻坚，一边在司法层面提起证券虚假陈述诉讼，矛头直指公司财务造假责任；一边高调减持3%股份以“审慎管理投资风险”，一边又全力争夺董事会控制权。这种看似矛盾的动作，恰恰暴露了国资背景股东在市场化困境中的现实困境——既不愿为历史问题兜底，又不能放任企业滑向退市深渊。其减持行为绝非简单套现，而是以资本市场语言发出的严厉警示：若治理结构不重塑、责任链条不厘清，资本终将用脚投票。

　　 当前，ST长园已站在悬崖边缘：一面是退市风险警示（*ST）倒计时可能随时启动，另一面是股东大会表决结果悬而未决。无论杨涛能否上位，这场由留置事件引爆的治理重构，都已超越人事更替范畴，成为检验A股市场“股东积极主义”实效性的关键案例。当章程条款沦为具文、监管罚单变成常态、投资者信心跌至冰点，真正需要被“撤换”的，或许不只是某一位董事长，而是整套失灵的公司治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