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那些事2026年03月26日 12:45消息，量子手机问世，17年冷板凳团队突破技术瓶颈，颠覆全球通信格局。

　　 前段时间，“中国有了量子手机”这一话题冲上社交平台热搜，引发公众对量子通信落地应用的广泛关注。不少网友误以为这是搭载量子计算芯片的“下一代智能手机”，实则是一次传播中的概念简化——所谓“量子手机”，本质是搭载了量子密钥分发（QKD）技术的安全通信终端，其核心突破在于通话、短信、文件传输过程中的端到端加密能力，而非运算性能的跃升。这种误读恰恰折射出公众对前沿科技从“陌生”走向“熟悉”的必经阶段：先有热度，再有认知；先有通俗表达，才有深度理解。

　　 “量子”这个源自微观物理的术语，长期囿于实验室与学术论文之中，与大众生活之间横亘着一道由专业壁垒筑成的鸿沟。而此次热搜意外撕开了一道口子——它让一个曾被视作“曲高和寡”的国家战略技术，第一次以可感知、可触达的方式进入千万普通人的信息流。这不是营销噱头的胜利，而是十七年厚积薄发后，技术成熟度、基础设施覆盖度与社会接受度三者交汇催生的一次标志性破圈。

　　 “没想过能有这么火。”科大国盾量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唐世彪颇为惊讶，他是热搜话题中的主人公。在此之前，很多情况下，唐世彪向别人介绍自己的工作时总需要费一番口舌。因为他的工作很多人没见过，解释起来很费劲。2025年，唐世彪作为量子通信领域的拓荒者，当选“大国工匠年度人物”，相关宣传活动中的一段采访播出后，意外引发关注。值得深思的是，这位深耕一线的技术带头人并非因“爆款产品”走红，而是因其身上浓缩了中国基础科研人员最朴素也最坚韧的特质：甘坐冷板凳的定力、敢闯无人区的勇气、以及把国家需求刻进职业坐标的自觉。

　　 实际上，“量子手机”只是便于大家理解的通俗表述，更严谨的说法是“量子密话”，这是一种更安全的通信方式。人们看到了一种可能性，原本“小众”又“高冷”的黑科技也能“飞入寻常百姓家”。但必须清醒指出：所谓“飞入寻常百姓家”，不等于“人人标配”，而是在安全需求真实存在的场景中，提供一种更高维度的防护选项。这恰如当年移动支付刚普及时，人们也不会立刻放弃现金，但当信任建立、体验优化、生态成型后，变革便悄然发生。

　　 而这一天，唐世彪已经等了很久。

　　 2009年，唐世彪刚入行时，还只能在量子通信的实验室里坐“冷板凳”。他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物理学博士毕业，旁人听说他入职了一家量子科技企业，有些不信，问他：“这公司是不是骗人的？”2020年，国盾量子作为科创板“量子科技第一股”正式登陆资本市场，量子通信业务收入占公司营收的半壁江山。2026年，我国“十五五”规划纲要正式发布，量子科技作为未来产业和战略部署被写入其中，明确提出“构建天地一体化量子通信网络”。回望这段历程，它不仅是企业成长史，更是一条清晰可见的国家科技自立自强路径图：从实验室原理验证，到工程样机攻关；从城域网示范建设，到骨干网跨区域组网；从地面光纤延伸，到“墨子号”卫星升空实现星地链路——每一步跨越，都踩在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的基石之上。

　　 技术突围

　　 “非常不爽。”回忆起10多年前，唐世彪语气中仍有愤懑。

　　 量子通信实验起步阶段，部分核心器件不得不从国外进口。当我国团队取得了一些在国际上出名的成果，追赶上国外的水平，并尝试产业化时，进口变得异常艰难。供货周期长，有时年初下单第二年才能拿到；价格很高，同类产品只需1000元左右的零部件，进口需要一两万元；性能也不稳定，能拿到手的器件良品率也不高。这种“卡脖子”的切肤之痛，不是抽象的新闻标题，而是研发人员面对一块迟迟不到货的单光子探测器时，连续数月无法推进实验的焦灼；是看着国外设备参数优越却无法采购，只能在图纸上反复推演替代方案的深夜。

　　 2009年，合肥市建设“量子通信试验示范网”的科技重大专项，这是国盾量子成立后承接的第一个重要项目。“几十台设备都需要单光子传感器，从国外购买这种器件的成本占用整体经费过高，而且等待周期非常长。”唐世彪回忆，“心里认为非常亏，而且很窝囊。”“这事情既然别人能干，我们也能干！”从那时起，唐世彪下定决心，核心技术必须自主可控。这句看似朴素的宣言，实则是中国科技界在多重外部压力下淬炼出的战略清醒：真正的安全，从来不在采购清单里，而在自己的产线中、在自主设计的芯片里、在一代代工程师的笔记本里。

　　 唐世彪带领团队一门心思扎进实验室，测试分析报告一写就是几百页，有时通宵做实验也不嫌累。遇到“拦路虎”，唐世彪吃不好睡不香，走路吃饭都在想问题怎么解决。有时半夜突然灵感爆发，他立马爬起来用笔记下。当时，唐世彪他们遇到的最大难题之一就是找不到“眼睛”——单光子探测器作为量子信号的接收器，没有它，整个系统与“瞎子”无异。花费大概2年，团队折腾出一台样机，但核心器件大多从国外采购，是电路板堆叠的庞然大物。在低温测试环节，信号也极其不稳定。团队内部一度出现分歧：是继续死磕底层物理原理，还是转向工程优化？继续硬啃，可能几年都出不了成果；转向优化，又怕陷入“修修补补”的困境。唐世彪选了前者。他说：“咱们得从根子上解决问题，不能老是跟在别人后面。”——这一选择，决定了中国量子通信不是“组装集成”的追赶者，而是“原理-材料-器件-系统”全链条贯通的定义者。

　　 国盾量子的企业展厅留下了几代产品“一步一个脚印”的前进路径。量子密钥分发的初代设备几乎一人高，最新设备只有一个手掌大小，体积缩小很多，集成度越来越高。这一系列成果应用于量子保密通信“京沪干线”，合肥成为重要节点城市。此后，国盾量子参与建成了全国最大、覆盖最广、应用最多的“合肥量子城域网”。而“墨子号”等量子卫星的发射，更是将保密通信从城域、城际扩展到天地之间。当“京沪干线”与“墨子号”在太空中完成历史性对接时，中国已不再满足于建一张网，而是在构筑一张面向未来的“安全底座”。

　　 “我国量子通信的发展水平是否已经实现了赶超？”记者问。唐世彪纠正：“不是赶超，是全面领跑。”这也意味着，唐世彪和团队站上了新的历史起点，在全面超越之后，更需要原始创新。前方已没了追赶的目标，接下来该怎么做？唐世彪心里有些没底，“我们需要技术上的突破，需要面向未来的勇气和耐得住寂寞的定力，更要跟国家需求紧密结合。”现在，唐世彪仍然花费相当多的时间在实验室里，还有大量“无人区”的工作要做。“在量子计算领域，测控系统类似于经典计算机的主板，现在规模越来越大，以前是几十个比特，现在几百个比特，接下来可能几千上万个比特，我们测控系统一定不能在量子计算机研发中拖后腿。”说起技术，唐世彪的声音不自觉提高了一些。对于他来说，未来将面临更大的挑战——从“通信安全”向“算力安全”拓展，正是中国量子科技从“单点突破”迈向“体系能力”的关键跃迁。

　　 市场突围

　　 “有想过退路吗？”记者问唐世彪。

　　 “老师帮我们想好了。”唐世彪答得恳切。2009年，27岁的唐世彪从中国科大近代物理系毕业，以博士后身份参与量子技术中试环节，两年后才正式入职当时的安徽量子通信技术有限公司，“担心做不好，或者出现变数，至少有个保障”。他的担心不无道理。当时，在全国范围内，量子技术产业化还未开始，一切都是未知数，公司名气也小。唐世彪为团队招人时，只能“靠关系”，创始团队成员几乎都是中国科大毕业的师兄弟，凭借师门情说服他们，理由是“共同来做高大上的事情”。这种略带理想主义色彩的创业叙事，在今天看来尤为珍贵：它提醒我们，所有颠覆性技术的产业化起点，往往不是宏大的商业计划书，而是一群年轻人对某个科学命题近乎执拗的信任。

　　 “量子密话”并非性能超强、运算飞快的超级手机，量子通信的核心是安全。经典的光通信通过发射强光实现，每一个脉冲中至少有上亿个光子。而量子通信是用单个光子去通信的，单个光子不能被复制，也不能被拆分，不易被窃听。事实上，普通人如果想要尝试量子密话，可以去营业厅开通“量子密话/密信”业务，更换定制的量子安全SIM卡，通过这张SIM卡就可以体验加密通话、视频及文件传输等功能。这种方式成本并不高，在话费的基础上，每个月额外花费不超过20元。近些年我国量子通信基础设施也在不断完善，国家骨干网、城域网等不断建成，越来越多的密钥资源得以接入，使用量子密话的客观条件逐渐成熟。

　　 不过时至今日，最新的数据显示，量子密话用户超600万人。而我国智能手机的用户数量超过10亿人。相较之下，量子密话用户占比不到1%。这依旧是一种相对小众的通信方式。技术成熟不等于市场成熟，这中间隔着用户认知、使用习惯、场景匹配与成本效益的多重门槛。唐世彪反问：“你平时会关注你的通话被窃听吗？你跟谁打电话需要加密？”记者一时语塞。细细想来，日常生活场景中，加密通话的需求的确不多。现实情况是，只有当发现银行卡里钱少了等个人利益受损时，人们才会关心自己的信息安全。哪怕进小区需要刷脸、外出就餐付款前需要认证手机号、购买乐园门票需要身份证号，一般人很少关心信息泄露的问题。唐世彪解释：“安全需求往往是隐性需求。”这也成为量子通信尚未大规模应用推广的原因之一。量子相关技术优先被应用于政务办公、警务协同、跨境沟通、应急触达等对信息安全要求较高的领域——这种“先高安全场景、再普惠场景”的推广逻辑，符合技术演进规律，也体现了对公共安全底线的敬畏。

　　 标准的缺位是另一重原因。安全设备需要资质，在推向市场之前必须经过检测，要检测就涉及标准。“产品送到主管单位，大家都犯难，国内外标准都是空白，怎么认证？”作为第一批吃螃蟹的人，唐世彪心里实在犯怵，这条路没人走过，“真不知道哪一天才能成功。”但标准意味着话语权，要在国际舞台上为中国量子技术赢得应有的位置，标准不能缺位。目前，唐世彪和团队先后主导或参与100余项国内外标准的研制工作。这不仅是技术输出，更是规则制定权的争夺——当中国科学家坐在ISO/IEC量子通信标准工作组的主席席位上，他们讨论的已不只是光子如何传输，而是未来全球数字信任体系的底层架构。

　　 产业突围

　　 安徽合肥有条著名的量子大道。

　　 量子大道原名叫云飞路，因为每隔一段距离就有“量子”的显著标识，这条路有了一个更为人熟知的名字——量子大道。量子大道上集聚了30多家量子科技龙头企业，涵盖量子计算、通信和测量三大领域，形成了全国最密集的量子产业生态圈。2009年，国盾量子成为第一家在量子大道开张的量子科技企业。到现在，合肥聚集了全国近1/3的量子科技企业。最近两年，量子大道看似有些“名不符实”，不过这却是件好事——国盾、国仪、本源、问天等量子科技龙头企业做大做强之后逐渐搬离，寻找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这种“腾笼换鸟”式的升级，恰恰印证了一个区域创新生态的健康肌理：孵化于实验室，成长于政策沃土，壮大于市场淬炼，最终反哺整个产业生态。

　　 今年两会，唐世彪作为合肥市政协委员提交了一份提案，建议以“京东方模式”加强量子科技产业发展，更好地服务于未来产业培育。合肥投资京东方已经成为所谓“成名之战”。2008年，合肥财政收入只有200多亿元，大手笔投资90亿元给京东方建6代LED生产线。京东方也不负众望，在合肥落地生根，并带动一系列产业链上的中小企业，让合肥一跃成为全球最大的显示屏生产地之一。“通过京东方一个领军企业，把整个产业链慢慢带动起来，而不是‘撒胡椒面’培养很多个中小企业。”对于合肥的“京东方模式”，唐世彪如此总结。在他看来，政府对于量子科技企业的扶持也应如此，通过龙头企业带动产业链企业的有序聚集，形成良性循环，同时利用一条产业链培育更多龙头企业，形成产业的矩阵式发展。这一建议极具现实针对性：量子科技不是单点技术竞赛，而是涵盖超导材料、极低温工程、高速光电集成、密码算法、专用芯片等多学科交叉的系统工程。唯有以龙头为锚、以生态为链，方能在全球量子产业格局中占据不可替代的位置。

　　 唐世彪认为，在长三角范围内，各地发展量子科技产业都具备基础，并各有优势。上海是京沪干线、长三角量子通信骨干网的核心站点，国际视野优势突出，能够基于基础设施更多承接量子安全应用头部企业的示范。浙江数字经济发达，数字经济与量子科技结合的应用场景更多。江苏的工程化能力更强。安徽合肥的实验室和研究机构提供智力支撑，民营量子科技企业的发展也为产业奠定基础。“长三角地区产业发达，经济活力非常足，创新思维非常好，若能在更大范围内集聚财政资金，把长三角量子通信的骨干网建设起来，必定在全球范围内都能成为量子科技应用示范的典型区域。”唐世彪建议。这一构想，已超越单一城市竞争，上升为区域协同推动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布局的顶层设计。

　　 虽然已经过去近17年，如今唐世彪仍然时不时会回想起2009年，他刚从中国科大博士毕业的那个暑假。那年，正值新中国成立60周年，唐世彪参与了60周年国庆阅兵的安全保障。“我作为刚入行的新人，在后方配合协助，整个过程中感受到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却不减分毫。”也是从那时起，唐世彪意识到，对于国家来说，自主可控的信息安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中。今天，当“十五五”规划纲要把量子科技列为未来产业，当量子密话用户突破600万，当长三角骨干网建设提上日程，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项技术的成熟，更是一个国家在数字时代构筑主权安全边界的坚定步伐——它始于实验室里的一束单光子，成于千万人指尖的一次加密通话，最终落于民族复兴征程中不容撼动的数字基石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