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刘仁辰谈AI创业范式变革。

　　 《清华大学创业者生态报告（2025）》指出，每7家“清华系”创业企业中就有1家专注于人工智能领域，每4个“清华系”项目中就有3个成功获得融资。

　　 “无论是人群结构还是发展规律，AI创业都经历了一场范式转变。”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时，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刘仁辰表示，当前AI创业多以“特种兵”式的精干小团队为主，与互联网时代那种“大军团、强运营”的模式截然不同。创业者普遍更加年轻，受过良好教育，视野更趋国际化，其项目从起步阶段就瞄准全球市场。

　　 深圳年轻的人口结构与毗邻港澳的出海优势，正与当前AI创业的趋势高度契合。同时，深圳坐拥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等科研机构，使其成为北京之外清华校友最多、创业项目最集中的城市之一，为人工智能领域的创新提供了坚实的智力支撑和产业基础。 从发展角度看，深圳在AI领域的发展不仅得益于其地理区位和人才储备，更源于其开放包容的创业环境和高效的政策支持。这种多维优势的叠加，使得深圳在人工智能产业中具备了较强的竞争力和持续发展的潜力。未来，随着更多技术突破和应用场景的拓展，深圳有望在AI领域发挥更加重要的引领作用。

　　 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作为全国首个“001号”新型研发机构，于1996年12月由清华大学与深圳市政府联合创办。其采用的“四不像”模式在当时具有突破性意义，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已累计孵化企业3000余家，培养出超过30家上市公司。这一成绩不仅体现了该机构在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方面的强大能力，也展示了政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巨大潜力。 从发展角度看，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的成功并非偶然，而是制度创新与区域资源深度结合的结果。它为其他地区提供了可借鉴的范本，尤其是在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培育高新技术企业方面，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未来，随着国家对科技创新支持力度的不断加大，这类新型研发机构的作用将更加凸显。

　　 刘仁辰认为，从创业规律来看，目前AI技术仍处于高度发散阶段，尚未进入收敛期，创业者们正积极尝试多种技术路径。同时，AI创业越来越呈现出应用导向和问题导向的特点，“定义问题的能力比技术能力更为关键”。

　　 刘仁辰

　　 刘仁辰：近年来，研究院孵化了大量人工智能、具身智能机器人相关的创业项目。无论是创业人群还是发展规律，AI都与上一代创业有显著差异，发生了范式变化。

　　 从人群来看，AI创业者普遍更年轻，大多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尤其具备工商管理或创新创业的学习背景，许多人还有海外留学经历，视野更加国际化。因此，很多项目从创立之初就不局限于中国市场，例如研究院孵化的“00后”团队零次方机器人，瑞穗力合基金参与投资，还帮助其对接了市场需求和应用场景。

　　 AI创业特点还在于“特种兵”式小团队，与互联网时代“大军团、强运营”的模式截然不同，一个10人左右的团队就可能创造出数十亿估值的企业。反映在资金需求上，除了算力，其他方面似乎不太需要大规模投资，人力成本是最主要支出。

　　 从创业规律来看，当前人工智能技术仍处于高度发散阶段，还未进入成熟收敛期，创业者们正积极尝试多种技术路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AI创业就是高科技研发，实际上，AI创业更偏向于应用导向和问题导向，要求创业者首先具备敏锐发现真实社会需求的能力——识别问题的能力比技术能力更为关键。

　　 图源：《清华大学创业者生态报告（2025）》

　　 刘仁辰：清华的创业风潮，一方面与其学科布局和人才素质密切相关。清华大学以工科见长，工程类专业注重实际应用，相较于文史哲等人文类学科，更易于产生创业项目。

　　 二是国家需求。在改革开放初期，科技创业的环境和市场需求相对有限；随着国家发展日益重视科技创新，具备技术背景的创业人才逐渐增多，同时创业门槛有所降低，成功概率也随之提升，这体现了时代背景与国家战略共同推动的结果。 从当前的发展趋势来看，国家对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政策环境持续优化，为科技创业者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这种变化不仅反映了国家战略的调整，也说明了社会对科技价值的认可正在不断提升。在这样的背景下，科技创业正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

　　 三是创业群体的“传帮带”传统。工程领域的创新并非完全依赖技术，经验也非常重要，而清华校友群体交流频密，前一代创业者试错后，经验可传承到下一代。校友们还成立了清华企业家协会（TEEC），并以“Young TEEC”的形式吸纳新一代创业校友，老会员传授经验、传递资源，形成代代传承的校友创业生态。

　　 刘仁辰：北京与深圳的产业特点各不相同。在北京，上一轮互联网发展时期涌现了不少“清华系”创业者，而在当前的AI创业热潮中，“清华系”团队依然活跃，主要聚焦于基础大模型领域。

　　 深圳的“清华系”项目多以硬件为主，强调实际应用。由于深圳靠近港澳，国际化水平较高，许多有拓展海外市场意向的创业项目倾向于选择在深圳落地。

　　 刘仁辰：科研与办企业分别有其核心路径，科研主要由高校和科研机构主导，而企业则更注重与市场主体的对接，推动价值实现。然而，科技成果转化处于一个“中间地带”，从基础研究、应用开发，到样品制作、产品成型，再到大规模推广，整个过程并非由单一主体全程主导，而是需要多方主体和多种要素协同配合，共同推进。

　　 这其中，既有研发力量提供关键技术支撑，也离不开政府的政策支持；既需要资本加持，包括投资、信贷、融资租赁、担保等方式，也必须与市场主体紧密衔接，找到上下游客户和供应商；此外，人才、空间、战略咨询等配套服务资源也必不可少。

　　 因此，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形成了概念验证、中试工程化、人才支撑、科技金融、孵化服务和海外合作六大功能板块，构建了产学研深度融合的科技创新孵化体系，既是大学又不完全像大学，既是科研机构又不完全像科研院所，既是企业又不完全像企业，既是事业单位又不完全像事业单位，“四不像”模式更契合成果转化的基本规律，这也是它后续被采纳、借鉴，在全国范围内催生一批新型研发机构的底层原因。

　　 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

　　 刘仁辰：“四不像”与中关村模式体现了两种不同的科技成果转化方式。

　　 中关村模式具有自发性，依托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长期形成的科研体系，科技成果的转化多以单一科研项目为载体。而30年前的深圳高校资源不足，基础研究能力较为薄弱，亟需以市场需求为导向，迅速推动技术实现应用。

　　 深圳某种程度上是“借力”发展的，通过设立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及后续其他高校的同类机构，逐步形成虚拟大学园生态，利用体制机制和生态优势吸纳优秀项目和团队。换言之，深圳先支持设立新型研发机构，再通过这些机构汇聚全国高水平的项目与人才。

　　 刘仁辰：研究院自成立以来就打破了“四唯”（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的评价机制，这与其作为新型研发机构的定位密切相关。在对科研人员的评价中，我们并不注重其论文发表的数量，也不以专利数量为主要标准，而是重点关注其技术成果是否真正满足市场需求，是否能够在市场上实现转化并创造价值。这些方面通常与论文和专利并无直接关联。

　　 刘仁辰：搞科研更注重探索“可能性”，允许存在一定的缺陷，只要在某个关键点上实现创新和突破，就能推动科技进步。而办企业则不同，它需要在资源有限、时间紧迫的条件下，打造出能够被市场接受的产品，并成功实现商业化，解决的是“可行性”问题。 在我看来，科研与商业的本质差异，决定了两者在目标和路径上的不同。科研追求的是知识边界的拓展，而企业则更关注价值的创造与传递。这种差异也意味着，科研成果要走向市场，往往需要经历一个从“可能”到“可行”的转化过程，这既是对科研人员的挑战，也是对企业家智慧的考验。

　　 长期从事科研的人员，其思维模式经过长期系统训练，往往更偏向于学术逻辑和严谨性，难以自然切换为商业思维。因此，创业项目不宜由教授或老师主导，而应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现实中，不少“教授创业”项目出现问题，往往是因为教授既要负责技术研发，又要担任董事长或总经理，而能够在两种角色之间无缝切换的人极为少见。 从实际效果来看，科研人员在技术层面具有明显优势，但在市场判断、资源整合和团队管理等方面可能存在短板。将科研与商业职能分离，有助于提升创业项目的成功率。这也提醒我们，在推动科技成果转化的过程中，需要建立更加完善的协作机制，让不同领域的人才各司其职，形成合力。

　　 今年，深圳市构建了“科创青藤成果转化服务体系”，并率先推出了“高级职业技术经理人”认定机制，我也是该体系中的一员。通常情况下，教授的社交范围较为有限，难以自主获取合适的产业资源；而投资机构由于工作节奏较快，也难以广泛接触这些教授。因此，需要技术经理人作为桥梁，进行协调与对接。该体系由深圳市科技创新局主导，不仅能够建立一定的筛选标准和公信力，更重要的是推动国家将科技成果转化领域的专业人才，如职业技术经理人，视为一类重要人才，促进其职业路径的标准化，从而提升科技成果转化的效率和“教授创业”的成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