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那些事2025年12月22日 15:51消息，ESG投资加速发展，中国呈现区域分化，新范式正突破传统框架。

　　 当ESG在全球不同市场呈现明显分化之际，这一框架正站在一个新的十字路口。这不是理论推演的假设，而是正在发生的现实图景——从监管动向、投资实践到企业披露行为，差异已清晰可见。

　　 过去一两年间，ESG在欧美市场的推进遭遇现实阻力。在美国，ESG相关议题被卷入政治讨论，其关注重点逐渐偏离了原本作为长期风险管理和公共治理工具的定位；而在欧洲，ESG更多体现为一套不断趋严的合规要求，相关标准在持续提高的同时，也显著抬升了企业和投资机构在执行层面的成本。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合规疲劳”并非源于理念退潮，而是规则迭代速度远超落地能力——当欧盟CSRD（《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指令》）要求2024年起全面适用时，大量中小企业仍在消化第一版ESRS（欧洲可持续报告标准）的技术细节。这提醒我们：高标准不等于高实效，制度设计若缺乏过渡安排与能力建设支撑，反而可能削弱ESG本应承载的信任基础。

　　 在这一轮变化中，一些国家和地区在推进ESG时开始显现出犹豫，实践层面的压力逐步浮现。这并不意味着ESG方向本身发生了改变，更像是在不同制度环境下，其推进方式和实际效果出现了差异。尤其值得警惕的是，将ESG简化为“政治标签”或“合规负担”的倾向，正在消解其作为系统性风险管理工具的专业价值——ESG本应是企业识别气候物理风险、供应链韧性缺口、人才流失隐患的“显微镜”，而非被贴上立场标签的“温度计”。

　　 相比之下，亚洲尤其是中国，外部环境变化并未明显打乱ESG的推进节奏。在全球ESG共识松动的背景下，中国展现出罕见的政策定力与执行连贯性。这种稳定性并非偶然：它根植于“双碳”目标写入“十四五”规划的顶层设计，依托于证监会《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指引》明确要求ESG信息披露，也得益于沪深交易所近年持续升级ESG报告编制指南。当欧美还在争论“是否该做ESG”时，中国资本市场已进入“如何更科学地做ESG”的深水区。

　　 在第八届创投责任投资论坛的一场圆桌讨论中，来自国际组织、国际性金融机构、区域影响力投资网络以及一线投资机构的多位嘉宾，从各自实践出发，围绕ESG与影响力投资的新趋势展开交流。这场讨论之所以值得关注，在于它跳出了“理念正确性”的空泛辩论，直指操作瓶颈——比如如何让性别平等、儿童权益等社会议题摆脱“道德倡议”状态，真正嵌入尽调清单与投后管理流程。

　　 尽管观察视角不尽相同，但多位嘉宾提到，他们在中国看到的，是ESG实践持续推进、逐步落地的过程。在一些市场，ESG仍被视为一种可以选择的理念或工具；而在中国，它正在更多地与经济转型、产业升级以及资本配置结合在一起，这种角色上的差异，也构成了不同市场ESG路径分化的重要背景。一个关键信号是：中国ESG正从“金融行业内部话语”加速转向“跨部门协同治理语言”——生态环境部的碳排放数据、人社部的劳动监察信息、工信部的绿色工厂名录，正通过监管协同逐步打通，为投资机构提供可交叉验证的底层事实支撑。

　　 新开发银行环境社会治理局负责人 Dr. Roman Novozhilov 在圆桌讨论中指出，当前全球ESG呈现出明显分化趋势。比如，在部分市场，ESG被政治化；而在欧洲，ESG主要以合规为导向推进，去年整体较为平稳，但也出现了因合规要求较高而带来的调整。这种变化并非源于ESG本身失效，而是外部环境对其提出了不同要求。相比之下，中国在ESG推进上体现出更强的连续性。“过去几年，中国很显然已经成为（全球）ESG进程的重要引领者。”他表示， 中国围绕“双碳”目标形成了较为明确的中长期框架，使ESG不再只是金融领域内部的讨论议题。这一判断具有扎实依据：截至{}，全国碳市场配额累计成交量突破4亿吨，覆盖电力行业年排放量约50亿吨；与此同时，绿色信贷余额达27万亿元，占全部贷款比重超10%——数字背后，是政策目标、产业政策与金融工具的三重咬合。

　　 在投资实践层面，这种方向感正在被转化为更为具体的操作标准。红杉远景碳中和基金合伙人左林在讨论中表示，近一两年，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ESG投资方向确实出现了一些波折。但他坚信，“从投资机构角度看，ESG作为投资底线，这一点不会有任何动摇。”这一表态极具分量：当国际头部PE/VC机构将ESG内化为“不可谈判的条款”，意味着它已超越CSR（企业社会责任）阶段，进入投资逻辑重构期。更值得玩味的是，左林强调碳指标的“可操作性”优势，却同时警示不能将其等同于ESG全部——这恰恰点破当前行业最大误区：用环境维度的量化便利性，掩盖社会与治理维度的复杂性。

　　 优山资本董事长陈十游分享了自己的观察。作为一名女性投资人，也是一位母亲，她提到，优山资本女性员工占比超过六成，这使团队在日常投资实践中，对社会责任、性别平等以及儿童相关议题保持着长期关注。这种基于组织特质的实践自觉，揭示了ESG本土化的重要路径：它不应是生硬套用GRI（全球报告倡议组织）标准的“翻译工程”，而应是将国际框架与中国产业特征、企业成长阶段、监管重点相适配的“再创造过程”。当新能源企业被追问“是否建立哺乳室”“技术工人子女就学支持方案”时，ESG才真正从报表走进车间与社区。

　　 多位嘉宾提到，中国ESG并不是简单照搬海外标准，而是在政策目标、产业结构和资本市场等多方面作用下逐步形成。在实际操作中，虽然碳指标相对容易量化、也更好使用，但ESG并不能只用“碳”这一个指标来判断。当前行业共识正从“有没有碳数据”转向“碳数据能不能反映真实减排效能”——例如，某光伏制造企业宣称零碳运营，但若其供应链上游硅料生产仍依赖煤电，这种“范围三”隐性排放的穿透式核查，才是检验ESG深度的关键试金石。

　　 大家都在尝试寻找一种更具可持续性、能够跨行业使用的量化方式，尽管这一体系本身仍在讨论和探索之中。“碳”成为当前ESG体系的重要指标，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ESG议题都可以通过碳来衡量。比如在股权投资实践中，对于公司治理、劳动关系等难以量化的维度，目前更多是通过设定底线和红线的方式进行。这种“底线思维”恰是务实之举：当董事会独立性、员工持股计划覆盖率、社区投诉响应时效等指标尚难统一赋权时，先守住“不违法、不歧视、不剥削”的基本盘，比追求虚幻的综合评分更有现实意义。

　　 也正是在这种量化仍有难度的背景下，投资机构在ESG实践中更强调长期判断，而非短期结果。在左林看来，中国的思维方式更强调长期主义和第一性的发展逻辑，这与ESG投资所强调的方向是一致的。只要确认方向本身是正确的，从长期、以终为始的视角出发，就应沿着既定路径持续推进。这一观点直指ESG的本质矛盾：它既是当下必须回应的监管要求，更是面向2030、2060的长期契约。当某家半导体企业因未披露水资源压力应对方案被剔出ESG指数时，真正的损失不是短期股价波动，而是丧失了参与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的战略资格。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华办事处社会政策处处长 Usha Mishra 从社会政策角度补充了这一讨论。她指出，在现有ESG框架中，儿童权益常常被简化为是否存在童工等合规性问题。她认为，更重要的是建立一套综合性的监管与评估框架，将儿童安全、儿童权益以及家庭友好型工作环境等因素纳入其中，并通过相关监测指标，对其实际影响和效果进行持续衡量。这一提醒极具现实紧迫性：中国0-14岁人口达2.5亿，但企业托育服务覆盖率不足3%，产假落实率在中小制造企业中低于60%。当ESG评估仍停留在“有无童工”的二元判断时，我们实际上放过了影响数千万家庭福祉的关键切口。

　　 亚洲公益创投网络（AVPN）东北亚负责人叶律志提到，随着ESG与影响力投资在世界各地区以不同的节奏和方式不断发展，单一议题的投资方式正在发生变化。气候、健康、女性、儿童等议题，越来越多地以交叉形式出现，成为关注的新方向。在他看来，这类举措与探索，往往需要跨区域、跨部门的多元创新合作。这预示着ESG的下一程：从“单点突破”走向“系统耦合”——比如新能源项目同步配套社区技能培训，生物医药投资绑定罕见病患者支持计划。这种交叉性不是叠加，而是通过机制设计让环境效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产生乘数效应。

　　 综合圆桌讨论中的多方发言可以看到，当前ESG并未停留在单一框架之内，而是在不同市场条件下呈现出差异化发展路径。在全球ESG出现分化的背景下，中国的实践更多体现为在既定政策目标和现实约束下持续推进。这种“差异化”不是割裂，而是全球化语境下的在地化演进——正如当年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在中国催生出“海尔砸冰箱”的本土化实践，今天的ESG也正在中国制造业、新能源、数字经济等场景中，生长出兼顾国际可比性与本土适应性的新范式。

　　 ESG仍在不断演进，其关注的议题也在逐步拓展。在发言嘉宾们看来，如何在保证可操作性的前提下，将更多社会议题纳入投资与评估实践，仍是当前需要持续探索的问题。而真正的突破点或许在于：放下对“完美指标体系”的执念，转而构建“动态校准机制”——让ESG标准能随产业政策调整而更新，随技术进步而迭代，随社会关切演变而深化。毕竟，ESG的终极价值，从来不是生成一份漂亮的报告，而是推动每一次资本流动都成为向善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