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前财长揭秘一带一路如何重塑全球基建格局
2025年外滩年会上,前希腊财政部长乔治·帕帕康斯坦丁努(George PAPACONSTANTINOU)在接受南方财经21世纪经济报道专访时表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正在深刻重塑全球基础设施格局,尤其在非洲和东南亚地区,推动了大量港口、公路、铁路和电网建设,显著降低了相关国家的贸易成本,提升了物流效率。他指出,这一倡议不仅是一项经济工程,更是一种战略连接,正在改变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供应链中的位置。

中希两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合作成果尤为突出。双边贸易额从上世纪90年代初不足1亿美元,跃升至2024年的128.7亿美元,增长逾百倍。其中,中远海运对比雷埃夫斯港的投资堪称典范。2009年10月,中远公司获得该港2号和3号集装箱码头35年特许经营权,成为中国企业在欧洲首次控股大型港口的标志性事件。此后,中远海运逐步完成对港务局67%股份的收购,项目运营持续向好,带动就业、提升区域联通效率,成为危机时期“敢于承担风险就能获得回报”的生动实践。
作为亲历者,帕帕康斯坦丁努在2009年10月至2011年6月担任希腊财政部长期间,正逢欧债危机爆发。当时希腊融资渠道几近枯竭,国际投资者纷纷撤离,而中国企业的逆势进入不仅带来了资金,更注入了信心。他认为,比雷埃夫斯港的成功不仅是商业胜利,更是国际合作模式的突破——在一个被债务压垮的经济体中,通过长期投资激活沉睡资产,实现了国家、企业与民众的多赢。这种“耐心资本”的价值,在当前全球资本日益短期化、投机化的背景下显得尤为珍贵。
值得注意的是,该项目并非一帆风顺。初期曾有舆论质疑主权让渡问题,但随着时间推移,港口吞吐量从2008年的约200万标箱增至2023年的近600万标箱,跃居地中海第一大港,创造了数千个直接就业岗位,并带动上下游产业链发展。这说明,只要项目透明运作、注重本地融合,外来投资完全可以在尊重东道国利益的基础上实现共赢。帕帕康斯坦丁努强调,此类合作应更多采用合资形式,增强本地参与感,从而提升社会接受度。
放眼全球治理体系,帕帕康斯坦丁努指出,今年是联合国成立80周年,但全球经济治理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地缘政治紧张加剧、经济碎片化趋势上升,IMF、世界银行和WTO等布雷顿森林机构虽仍是支柱,却普遍陷入效能瓶颈。WTO争端解决机制停摆多年,气候融资与数字贸易规则严重滞后;IMF虽扩大融资能力,但在应对系统性风险时仍显迟缓。当前体系越来越依赖临时协调而非制度化规则,已难以匹配高度相互依存又充满竞争的世界现实。
对此,他提出三大改革方向:一是贸易领域应推动“志愿国家联盟”等灵活多边机制,在无法达成全面协议的情况下先行推进关键规则落地;二是金融架构需强化多边开发银行的资金撬动作用,并加强区域金融安全网之间的政策协同;三是数字化时代必须尽快建立支付系统、央行数字货币(CBDC)与加密资产的互操作标准,防止技术割裂引发新的金融不稳定。这些观点切中要害,反映出一种务实主义的改革思路——不寄望于理想化重建,而是寻求在碎片中整合可行路径。
关于美元地位,帕帕康斯坦丁努认为,尽管其主导性正在边际削弱,但真正的“去美元化”尚未到来。美元仍是全球金融的“操作系统”,绝大多数国际贸易、大宗商品定价和外汇储备仍以美元计价。真正动摇其霸权需同时满足三个条件:全球对美国财政稳定的信任崩塌、过度使用制裁催生替代体系、出现具备深度流动性与法治保障的替代市场——目前这些条件均未成熟。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虽稳步推进,但在可兑换性和市场深度上仍有差距;欧元则受限于资本市场分割和缺乏统一安全资产。
值得警惕的是,美元的最大风险其实来自内部。美国日益严重的政治极化、财政僵局以及国债规模持续攀升,可能动摇其“安全资产”的根基。一旦市场开始质疑美国能否长期维持债务稳定,或将引发全球资产配置的根本性调整。相比之下,外部货币的竞争反而是渐进过程。因此,维护美元地位的关键不在遏制他国货币崛起,而在修复自身治理能力。
在数字货币方面,他警告不可放任货币私有化。美国力推美元稳定币作为维持金融影响力的工具,欧洲则聚焦央行数字货币与存款体系数字化。若缺乏全球统一监管标准,数字货币可能沦为非法融资通道或加剧金融脆弱性。IMF应转型为多极货币体系的“整合者”,将跨境数据流、数字货币渗透率纳入监督范围,联合BIS、FSB制定互操作规范,并将加密资产纳入资本流动管理框架。唯有如此,才能避免数字时代的“货币丛林法则”。
对于“一带一路”倡议的未来发展,帕帕康斯坦丁努持积极但审慎态度。他认为,该倡议已证明其在基建领域的强大执行力,下一步应向绿色能源、数字基础设施延伸,并更多引入多边机构参与融资,提升项目透明度与债务可持续性。若能实现从“大规模贷款”向“高标准治理”的转型,其全球声誉和影响力将进一步提升。反之,若忽视环境、社会和债务风险,则可能遭遇反弹。
在此过程中,多边机构的角色至关重要。它们不应简单视“一带一路”为竞争对手,而应在气候融资、债务透明、公共卫生等领域推动中美欧三方合作。特别是在全球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今天,竞争不应取代协作。欧洲可发挥独特桥梁作用:一方面坚持基于规则的开放体系,另一方面通过“全球门户”计划提供可持续融资选项,形成互补格局。同时,欧洲自身也需加快资本市场联盟建设,发展数字欧元,增强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的话语权。
至于中欧经贸前景,帕帕康斯坦丁努明确表示支持深化合作。他认为欧洲追求的是“去风险”而非“脱钩”,这符合现实经济逻辑。中美欧三大经济体深度交织,任何彻底切割都将带来巨大代价。当前局势下,双方应避免贸易战升级,重启投资协定谈判,甚至探索自贸协定可能性。在气候变化、绿色转型等共同关切领域,可组建“志愿者联盟”,以诸边合作带动整体关系回暖。这是理性且可行的出路。
总体而言,我们正处在一个既需要合作又难以合作的时代。全球性挑战日益严峻,但大国竞争使集体行动愈发困难。帕帕康斯坦丁努的思考提供了一条中间路径:不幻想回到过去的多边主义黄金时代,也不屈服于零和博弈的现实主义逻辑,而是通过制度创新、技术标准协调和局部合作,维系全球经济治理的基本功能。在这个意义上,“一带一路”不仅是基础设施项目,更是一次关于未来世界秩序的试验——它能否走向更高水平的透明与包容,将直接影响21世纪全球化的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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