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王辉耀：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打造中国高水平开放新标杆。

　　 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王辉耀（资料图）

　　 南方财经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郑青亭 北京报道

　　 “真正的高水平开放，不仅体现在市场准入的放宽，更在于规则的共同构建。如果海南能在这一领域实现突破，将为中国引领新一轮全球化进程提供重要的制度性公共产品，真正成为国家高水平开放的‘新标杆’。”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王辉耀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时指出。 在我看来，海南在制度创新和规则对接方面的探索，具有深远意义。它不仅是地方发展的需要，更是国家在全球化格局中重塑话语权的重要举措。通过构建与国际接轨的规则体系，海南有望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新高地，为其他地区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这种以规则共建为核心的开放模式，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和深度融入全球经济的关键所在。

　　 “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要“积极扩大自主开放”、“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在当前外部环境深刻复杂变化的背景下，海南自贸港的建设被赋予了更为深远的战略意义。12月18日，海南正式启动全岛封关运作，标志着这一国家战略进入全面实施的新阶段。 海南自贸港的推进不仅是经济改革的重要举措，更是中国深化对外开放、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一步。全岛封关运作的启动，意味着海南将在制度创新、贸易便利化和投资自由化等方面迈出实质性步伐，为全国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提供重要样本。在国际局势日趋复杂的当下，海南自贸港的建设更凸显其战略价值，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王辉耀指出，在百年变局加速演变、全球开放共识面临挑战的当下，海南自贸港的建设已超越区域发展的范畴，成为国家主动打造开放新优势、深度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举措。

　　 作为中国目前唯一对标国际最高水平的自贸港，海南肩负着制度型开放“压力测试区”的重要使命。王辉耀指出，海南在零关税、低税率、跨境数据流动等方面的制度安排，不仅为国内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有益参考，也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坚持经济全球化、维护多边主义的坚定态度。 海南自贸港的建设，体现了中国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的决心，是推动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通过先行先试，海南在制度创新上的探索具有示范意义，也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了信心。这种开放与合作的姿态，符合当前国际社会对稳定、公平、可持续发展的普遍期待。

　　 他强调，在当前全球供应链加速重组的背景下，海南凭借独特区位和政策集成优势，有望成为连接中国与东盟、辐射印太地区的重要枢纽，增强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韧性与话语权。

　　 与国内其他自贸试验区相比，王辉耀指出，海南自贸港的最大独特性在于其“全域性、系统性和国际对标性”的深度融合。这种全域推进的模式，能够真正实现“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岛内自由”，构成了其他自贸区难以复制的制度基础。 在我看来，海南自贸港的这一特点，不仅体现了政策设计上的前瞻性，也彰显了在开放程度和制度创新上的高度自觉。相较于其他自贸区多以特定区域为试点，海南的“全域性”意味着改革覆盖更广、影响更深，有利于形成整体性的制度优势。同时，这种系统性安排也使得政策执行更加协调统一，增强了治理效能。而国际对标则表明海南在对标全球最高水平的开放标准，这无疑为吸引外资、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提供了有力支撑。这些因素共同塑造了海南自贸港的独特竞争力。

　　 不仅如此，王辉耀指出，海南的政策设计从一开始就瞄准新加坡、迪拜等国际一流自贸港，在企业所得税、加工增值免关税、跨境服务贸易等领域实施了具有突破性的制度安排，旨在营造接近国际通行规则的营商环境。

　　 封关运作与RCEP全面实施相结合，为海南与东盟深化合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制度优势。王辉耀表示，双方可以利用原产地累积规则以及海南的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打造“东盟原料—海南制造—中国消费”的产业链闭环，进一步提升产品的附加值。

　　 除了农业，数字经济、医疗健康和蓝色经济被王辉耀视为具有巨大合作潜力的领域。他特别指出，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为引进东盟传统医药、推动跨境医养服务提供了独特的平台，而海洋经济则具备共建面向南海的蓝色产业走廊的广阔前景。

　　 《21世纪》： “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要“积极扩大自主开放”“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在当前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的形势下，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具有怎样的战略意义？

　　 王辉耀：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开放共识面临挑战的背景下，高标准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已超越地方发展的范畴，成为国家主动塑造开放新优势、深度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举措。作为中国目前唯一对标国际最高标准的自贸港，海南肩负着制度型开放“压力测试区”的重任，其在零关税、低税率、跨境数据流动、服务贸易自由化等方面的制度创新，不仅为全国深化改革提供了重要参考，也向世界展现了中国坚持经济全球化、支持多边主义的明确态度。特别是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全球供应链加快调整的背景下，海南凭借其独特的区位优势和政策集成效应，有望成为连接中国与东盟、辐射印太地区的关键节点，进一步提升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韧性与影响力。

　　 更重要的是，海南自贸港的建设契合“十五五”时期推动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核心要求。它既是吸引全球高端要素资源的“强磁场”，也是中国企业走向世界的“出海口”。通过打造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海南可集聚跨国企业总部、国际人才和创新资本，形成内外循环高效联动的新范式。正如我在多个场合强调的，海南不应只被视为旅游岛或政策洼地，而应被定位为中国参与新一轮全球化规则制定的战略支点，其成败关乎国家未来十年乃至更长时期的开放格局。

　　 《21世纪》：与我国其他对外开放平台或自由贸易试验区相比，海南自贸港的独特性体现在哪里？

　　 王辉耀：海南自贸港的最大独特性在于其“全域性、系统性和国际对标性”的深度融合。不同于上海、广东等地以特定片区为载体的自贸区，海南是以全省3.54万平方公里为统一单元推进的开放形态，具备政策统一、监管协同、市场一体的天然优势，便于开展全链条、跨领域的制度集成创新。这种全域推进模式，使得海南能够避免碎片化改革的局限，真正实现“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岛内自由”的海关特殊监管体制，这是其他自贸区难以复制的制度基础。

　　 同时，海南的政策设计从一开始就瞄准新加坡、迪拜等国际领先的自贸港，在税收、贸易、投资、人员流动以及数据跨境等方面推行了更高水平的开放措施。例如，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最高可享受15%的优惠税率，加工增值超过30%的产品可免征关税，跨境服务贸易首次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负面清单管理，这些都属于具有突破性的制度创新。这些政策并非孤立的“优惠政策组合”，而是形成一个有机整体，致力于打造接近国际通行规则的营商环境。正因如此，海南不仅是一个产业发展的重要平台，更是中国探索制度型开放路径的“国家实验室”。

　　 《21世纪》：12月18日启动全岛封关运作，海南自贸港的门户作用将呈现哪些新特征？

　　 王辉耀：1978年12月18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47年后，海南自贸港选在12月18日全岛封关具有重要象征意义，释放了强烈的开放信号。全岛封关运作标志着海南正式从“政策构想”迈向“制度现实”，其作为中国面向世界的开放门户将呈现出全新的功能特征。封关后，海南实质上成为一个“境内关外”的特殊经济区域，货物、资金、人员、数据等要素将按国际规则在岛内自由流动，而与内地之间则通过“二线”实施有效管控。这一转变使得海南不再仅仅是地理意义上的岛屿，而成为制度意义上的“国际接口”，为跨国企业设立区域总部、研发中心、结算中心提供了极具吸引力的制度环境。

　　 与此同时，海南的门户功能也将从传统的“通道型”向“枢纽型”升级。一方面，它将成为外资进入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战略跳板——企业可在海南完成产品增值、合规认证后再进入内地；另一方面，它也是中国企业“借港出海”的理想平台，尤其在RCEP框架下，海南可助力企业高效布局东盟市场。此外，随着绿色金融、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在海南加速集聚，其门户作用还将体现为“未来产业策源地”，在数字规则、碳中和标准等前沿领域率先开展国际合作，形成开放与创新融合的新高地。

　　 《21世纪》：在封关背景下，海南自贸港与东盟如何实现更深度的产业合作和经贸联系？哪些产业和领域最具潜力？

　　 王辉耀：相较于新加坡等国际自贸港，海南自贸港的一个优势在于同时具备自由贸易政策和国内完整的产业链支持。随着封关运作的推进以及RCEP的全面实施，海南与东盟深化合作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制度机遇。双方可以借助原产地累积规则和海南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打造“东盟原料—海南制造—中国消费”的产业链闭环。例如，泰国的榴莲、越南的咖啡、马来西亚的棕榈油等热带农产品，可在海南进行精深加工和品牌包装后，享受免税政策进入内地市场，显著提升产品附加值。这种模式不仅降低了企业的合规成本，也进一步增强了区域供应链的稳定性。

　　 除农业外，数字经济、医疗健康和蓝色经济是另一些具有高潜力的合作方向。海南正在推进数据跨境流动的试点，可与新加坡、印尼等国家在跨境电商、数字支付以及人工智能应用等领域共同建立规则互认机制。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为引进东盟传统医药、开展跨境医养服务提供了独特的平台。在海洋经济方面，海南与东盟国家在远洋渔业、海上风电及海洋生物技术等领域有着广泛的合作空间，特别是可以通过洋浦港拓展冷链、LNG等特殊物流航线，打造面向南海的蓝色产业走廊。这些合作不仅契合双方产业升级的需求，也将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提供坚实的实体支撑。

　　 《21世纪》：海南自贸港的制度优势为中国—东盟及RCEP区域的规则、标准、认证对接提供了可能。在具体操作中，应如何推动制度协同和高标准对接？

　　 王辉耀：制度对接不能靠单向输出，而需通过对话、试点与共建来实现。海南可发挥“制度试验田”功能，率先在RCEP框架下开展规则协同的“小多边”实践。例如，联合新加坡、泰国、越南等意愿较强的东盟国家，在洋浦保税港区或海口综保区试点农产品检疫互认、药品注册互通、绿色产品认证互信等机制，降低企业跨境合规成本。这类“点对点”合作既能积累经验，又能规避多边谈判的复杂性。

　　 更长远看，海南可推动建立常态化的“中国—东盟制度创新对话平台”，由政府、企业及智库共同参与，定期围绕数字贸易、服务标准、碳中和规则等议题达成共识性文件。依托海南的高校或研究机构，可为东盟国家培养熟悉国际规则的专业人才，增强区域整体的制度兼容性。真正的高水平开放，不仅体现在市场准入上，更在于规则的共同构建。若海南能在这一领域实现实质性突破，将为中国引领新一轮全球化进程提供重要的制度性公共产品。

　　 《21世纪》：在吸引外国投资方面，对海南自贸港来说哪些因素最关键？海南应如何打造有吸引力的营商环境，让更多创新型企业和高端项目落地？

　　 王辉耀：吸引高质量外资的关键，早已从单纯的税收优惠转向制度确定性、治理透明度和人才生态的综合竞争力。对海南而言，当务之急是将政策优势转化为稳定的制度预期。这需要加快《海南自由贸易港法》配套法规体系建设，确保外资企业在产权保护、合同执行、公平竞争等方面享有与国际接轨的法治保障。我在CCG长期研究国际投资趋势，发现跨国企业最看重的不是短期补贴，而是长期、可预期的规则环境。

　　 与此同时，海南可进一步优化国际人才发展环境。例如，可逐步放宽外籍高层次人才的签证和居留限制，推行“五年多次往返人才签证”等便利政策，并加快完善国际学校、医院、社区等配套生活设施。高端人才在选择定居地时，通常更关注子女教育、医疗保障以及文化包容度。同时，针对人工智能、生物科技、绿色金融等前沿领域，海南可参考国际做法，设立“监管沙盒”，允许企业在可控范围内进行创新试验。只有在制度有保障、人才有归属感、创新有发展空间的前提下，海南才能真正成为全球创新型企业的理想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