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那些事2025年10月27日 15:09消息，顶尖专家共识：资本市场不仅是晴雨表，更是创新孵化器。

　　 10月26日下午，北京举办了一场以“学习四中全会精神，展望中国资本市场‘十五五’”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吸引了国内众多经济学者的关注。在四中全会刚刚闭幕、即将发布“十五五”规划建议稿的重要节点，此次由万博新经济研究院与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资本市场研究院联合主办的活动，为未来五年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方向提供了具有前瞻性的探讨。 从当前形势看，资本市场作为国家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改革与开放将直接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进程。此次研讨会的召开，不仅体现了对政策方向的深入解读，也反映出学界对“十五五”期间资本市场制度建设与功能提升的高度关注。可以预见，未来几年，如何进一步完善市场机制、防范金融风险、推动科技创新与资本的有效对接，将成为政策制定与市场实践的核心议题。

　　 与会专家们达成共识，中国资本市场正迎来从规模扩张向功能重塑的历史性转折。数据显示，当前A股总市值已突破百万亿元，但其与GDP的比值仍不足80%，明显低于美国（223%）、日本（178%）和印度（125%）的水平。 从当前数据来看，尽管A股市场在体量上已取得显著进展，但在资本市场的深度和效率方面仍有较大提升空间。这反映出我国资本市场在服务实体经济、优化资源配置等方面的功能尚需进一步完善。如何推动市场从“量”的积累转向“质”的提升，将成为未来改革的关键方向。

　　 如何实现向两百万亿市值的跨越，以及在“十五五”期间更好地发挥资本市场的“枢纽”功能，成为近期研讨会上热议的核心议题。 资本市场作为经济体系中的重要枢纽，其发展水平直接关系到资源配置效率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进程。当前，推动市场总量迈向两百万亿市值的目标，不仅需要制度层面的持续优化，更离不开市场参与各方的协同努力。在“十五五”规划的关键阶段，进一步强化资本市场的基础性功能，提升其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是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支撑。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原副理事长王忠民在讲话中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观点：“当我们还在为每一次市场波动而感到焦虑时，全球资本已经重新开始评估中国资产的内在价值。”这一观点揭示了当前资本市场所面临的双重压力：一方面，需要进一步健全市场的基础性制度；另一方面，更迫切的是要从根源上转变对资本市场作用和功能的理解。 

　　 如果我们还停留在将股市视为融资工具的层面，就难以理解为何美国能够孕育出英伟达这样的科技巨头。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中国资本市场研究院院长吴晓求指出，过去三十年，我国更多将资本市场看作银行体系的补充，而现代经济的竞争，本质上是创新能力的竞争。这一观点直击问题核心，也反映出当前我国资本市场发展中的深层次思考。 从长远来看，资本市场的功能不应仅限于为企业提供资金支持，更应成为推动创新、培育高科技企业的重要平台。只有当资本市场真正服务于企业的长期价值创造，才能为类似英伟达这样的企业成长提供土壤。这也提示我们，需要进一步深化资本市场改革，提升市场对创新企业的包容性与支持力度。

　　 在吴晓求看来，资本市场最核心的功能是激励创新者。他引用刚刚颁布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研究成果指出：“创新的源泉不仅来自于科学思想的长期积累，更需要包容失败的文化氛围和制度环境。”他强调，中国应构建能够让创新者获得合理“创新溢价”的机制，避免让他们陷入“要么跑路、要么跳楼”的困境。 我认为，创新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动力，而资本市场的角色不应仅限于资源配置，更应成为激发创造力的重要平台。当前，我国在支持科技创新方面已取得一定成效，但仍需在制度设计上进一步优化，营造更加宽容的社会氛围，让创新者敢于尝试、勇于突破。只有这样，才能真正释放市场活力，实现可持续发展。

　　 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滕泰通过具体数据展示了市场发展的潜力：“如果到2030年股市总市值从现在的百万亿元增长到两百万亿元，每年将带动数万亿新增消费。”他特别提到，美国AI产业的崛起并非依赖政府补贴，而是得益于资本市场对科技企业的高估值支撑，“没有英伟达的万亿美元市值，就不可能有美国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 从当前的发展趋势来看，资本市场的健康运行对于经济结构转型和新兴产业培育具有关键作用。股市规模的扩大不仅能够提升企业融资能力，还能通过财富效应刺激消费，形成良性循环。同时，资本市场对科技创新的支持，也反映出其在推动产业升级中的独特价值。类似英伟达这样的企业，正是依靠资本市场的长期支持，才得以持续投入研发并引领技术变革。未来，如何进一步完善资本市场机制，增强其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将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课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张晓晶的发言进一步深化了这一话题。他将金融的核心功能重新定义为“管理风险而非规避风险”，并对比了中美在创新生态上的显著差异：美国通过“收拾烂摊子”理论容忍试错，而我国的试错成本还有很大提升空间。他提到的一个细节令人印象深刻：“马斯克的火箭发射失败，团队却在欢呼，因为他们得到了宝贵的数据。这种对失败的宽容度，是我们最需要学习的。” 

　　 “最近几个月出现了一个有趣现象：经济数据未必超预期，股市却逆势上扬。”长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伍戈抛出的问题引发会场思考。他分析认为，这实际上反映了资本市场定价逻辑的根本变化——传统的消费、投资、进出口等需求端数据已不能完全解释股市表现。

　　 伍戈将这种变化归结为三大新因素：科技革命的冲击、全球货币格局重构、国内政策对资本市场的精准呵护等供给侧因素。

　　 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邢自强在近期结束为期一周的美国路演后指出，全球资本正在重新审视中国资产的价值。他通过国际比较进一步佐证了这一观点，认为过去普遍存在的“美元资产独秀论”正在被打破。外资机构逐渐意识到，中国已不再是上世纪90年代的日本，其经济结构、政策空间和增长潜力都呈现出新的特征。 从当前趋势看，中国市场的吸引力正在增强，尤其在结构性改革持续推进、消费潜力持续释放以及科技创新不断突破的背景下，中国资产正获得更多国际资本的关注。这种转变不仅反映了市场对中国经济基本面的信心回升，也预示着全球资本配置逻辑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邢自强进一步指出，从去年“924”以来，市场信心的回升经历了三个层次的脉冲式改善：政策层面打破思维定式、企业层面展现创新韧性、资金层面出现全球再配置。“这三重‘觉醒’共同推动了资本市场信心的系统性修复。”他的观察为理解当前市场表现提供了新的视角。

　　 王忠民则从理论层面解释了这种现象。他提出，四中全会凸显了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新宏观经济模型，在这一模型下，经济评价指标需要从“GDP最大化”转向“市值最大化”。他指出，AI等新技术催生的免费服务虽未计入GDP，但其价值通过资本市场估值得到充分体现，“特斯拉超越汽车制造本身的估值就是最好例证”。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贺强带来了最具体的市场分析。他将去年“924”以来的行情划分为四个阶段，通过精确的数据测算揭示了一个现实：目前日均2.2万亿元的成交额，远不足以支撑市场突破历史高点。

　　 “2015年市场高点时只有2797家上市公司，如今是5448家，几乎翻倍。”贺强解释说，“简单类比，当时突破高点需要2万亿日成交额，现在可能需要4万亿。”

　　 贺强提出，除了扩大社保、保险等机构资金进入股市之外，还应考虑恢复T0交易机制。尽管这一举措在当前存在较大争议，但他坚持认为：“T0并非洪水猛兽，反而有助于散户及时止损。”他援引1992年至1995年初曾实行T0的历史经验，以及全球期货市场普遍采用T0制度的现实情况，强调该制度可以在不增加资金的情况下提升市场流动性。

　　 王忠民则从另一个视角分析了资金配置的问题。他对比了不同国家的养老金投资比例：挪威全球养老基金的股票配置比例从1998年的40%增长至2022年的70%，日本国内股票配置比例也提升至25%，而我国基本养老金的股票投资占比仅约为3%。这一对比凸显出长期资金进入市场的巨大潜力。

　　 邢自强进一步提出了具体的改革建议。他指出，通过国有资产划转、财政支出结构优化以及税制调整三个关键措施，可将国有资本划入社保的比例从目前的10%提高至30%至40%，从而显著提升社会保障体系的支撑能力，同时为资本市场提供长期稳定的资金来源。 

　　 大成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李寿双分享了来自市场一线的最新案例。作为澳门证券交易所的审核委员，他提出在澳门设立股票交易板块的建议：“香港主要服务于大型企业，众多中小企业需要新的上市平台，澳门可以承担这一角色。”

　　 更引人关注的是他关于设立PE/VC行业“急救基金”的提议。“对赌回购条款正让很多优质企业陷入困境，”李寿双解释，“一个专业的不良资产处置基金能够接续这些企业的股权，起到周转作用。”他认为，这种精准施策比动辄千亿的产业基金更能解决实际问题。

　　 张晓晶则指出了更深层次的制度障碍：“我们的金融体系更擅长处理可预测风险，但对创新的‘不确定性’却束手无策。”他建议，需要培育宽容失败的文化氛围，健全风险定价机制，并破除对财富积累的“眼红”心态，真正落实“三个区分开来”原则。

　　 吴晓求在总结发言中强调了法治建设的重要性。他提出，加强法治建设有两个目标：一是确保市场透明度，二是让违法违规者付出沉重代价。“美国在安然事件后出台《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SOX法案），显著遏制了重大财务丑闻，值得我们借鉴。”

　　 研讨会的共识逐渐清晰：中国资本市场正在经历从量变到质变的关键转折。不再仅仅是经济的“晴雨表”，更要成为创新的“孵化器”、财富的“稳定器”。正如一位专家所言：“当我们不再为每个波动而惊慌，当创新者不再为失败而恐惧，两百万亿的目标自然水到渠成。”

　　 随着讨论的深入，与会专家描绘出“十五五”期间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清晰蓝图：通过优化市场功能、提升资金供给效率、推动制度创新，中国资本市场有望在服务国家战略的同时，实现从百万亿元到两百万亿元的历史性跃升。这一跨越不仅体现在规模的扩大，更标志着发展理念的深刻转变。 我认为，资本市场的扩容并非单纯追求数字的增长，而是要以高质量发展为导向，增强资源配置的效率和市场的韧性。在这一过程中，制度建设与监管能力的提升尤为重要，只有构建起更加成熟、规范的市场体系，才能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