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那些事2026年01月14日 21:46消息，券商首位首席科学家离职，六年AI金融探索成果与困局深度解析。

　　 1月13日晚，中银证券（601696.SH）发布官方公告，原首席科学家葛浩因个人原因递交辞呈，辞任后将不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公告明确显示，葛浩离任时间为2026年1月12日，而其原定任期本应持续至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此次离职属提前卸任，非任期自然届满，具有显著的突发性与象征意味。

　　 中银证券表示，葛浩将严格依照公司内部制度完成工作交接，其辞任不会影响公司日常运营，辞呈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即时生效——这一表述虽属标准程序用语，但“即时生效”与“提前近一年离任”的组合，仍凸显出岗位过渡的紧迫性。

　　 值得注意的是，中银证券是全行业首家设立“首席科学家”职位的证券公司。2020年上市当年，公司即从百度挖来大数据部负责人葛浩，以联席总经理身份入局，仅一个月后便火速任命为首席科学家。此举并非简单的人才引进，而是对传统券商治理结构的一次主动突破：在监管明确要求设置首席信息官（CIO）的框架下，另辟蹊径增设“首席科学家”，意在强化技术前瞻性与业务创新耦合能力。这既是对“券业+互联网”融合路径的实质性探索，也折射出当时管理层对科技驱动转型的强烈共识。

　　 当前，券商信息技术条线仍以CIO为法定核心岗位。据不完全统计，2025年内已有10余家券商完成新任首席信息官聘任，且呈现鲜明“85后”化、复合型、市场化特征。相较之下，中银证券坚持保留并高配“首席科学家”这一非监管强制岗位，本意在于构建“CIO管架构、CSO谋创新”的双轨机制。然而葛浩此时离任，客观上使该机制面临事实性中断，也引发业内对其战略可持续性的审慎追问：当开创者离开，“科学家”岗位究竟是真引擎，还是阶段性符号？

　　 薪酬数据极具说服力。2024年，葛浩年薪达201.82万元，为中银证券全体高管之首，较原董事长宁敏高出50.22万元，较信息科技管理委员会主席许峥高出67.24万元。更值得关注的是其薪资增长曲线：2022—2024年分别为123.15万元、140.94万元、201.82万元，三年累计增幅达64%，远超同期行业平均薪酬涨幅。这份高薪背后，是公司对“技术领军人物”价值的高度认可，也反向印证了该岗位在内部权重之重——如今人走岗空，如何定价继任者、能否维持同等资源倾斜，将成为检验战略诚意的第一块试金石。

　　 公开履历显示，葛浩出生于1976年10月，北京大学信息技术学院软件工程专业硕士，1999年入职北京和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此后长期深耕百度搜索与AI底层技术体系，历任搜索服务总架构师、知识图谱总架构师、大数据部负责人等职，技术积淀深厚。2020年1月加盟中银证券时，正值公司IPO前夕；2月26日登陆A股，3月即官宣首席科学家任命——节奏之快，足见其被赋予的“开篇破局”使命。

　　 2022年5月，经董事会13名董事全票通过，葛浩正式跻身高管序列。彼时公司明确定义：首席科学家职责在于“运用大数据分析和跨界思维进行前瞻性技术创造，并以此开创新的业务发展机会”。换言之，其定位远超系统运维或流程优化，直指技术商业化与模式创新。这一角色设定，在高度同质化的券商科技投入中曾颇具辨识度。

　　 需要指出的是，中银证券采取了“双核驱动”的IT治理体系：监管要求的CIO职能由许峥履行，聚焦架构规划与合规保障；而葛浩领衔的首席科学家团队，则承担技术预研、场景孵化与生态连接。这种分工本意是扬长避短——许峥熟稔金融监管逻辑，葛浩深谙互联网技术演进规律。但现实挑战在于：金融与科技的深层融合，从来不是物理拼接，而是化学反应。当两位关键人物分属不同汇报线、考核目标存在天然张力时，“协同”二字极易流于口号。葛浩的离任，或将加速暴露该治理结构的隐性摩擦成本。

　　 在葛浩任职的五年间，中银证券持续加码科技投入。2019至2024年，信息技术投入占营收比重稳定在6%以上，2024年总额达2.13亿元。其中，科技人力成本与IT系统建设资本性投入合计占总投入超六成，体现“重人才、重基建”的务实倾向。但数据亦揭示隐忧：2024年总投入较2023年微降，科技人力成本下降6.3%，人均年薪从47.68万元降至43.86万元，信息技术人员总数亦由159人减至156人。投入增速放缓与核心人才流失形成共振，难免令人质疑：当“高薪引才”的短期红利消退，长效投入机制是否真正建立？

　　 截至2025年9月，中银证券对外披露的AI应用成果集中于两类：一是为投顾配置AI工具以提升研究效率，二是向客户推出AI研报服务。这些属于行业普遍落地的“初级智能应用”，尚未见突破性产品或专利级技术输出。横向对比更显差距：2024年，华泰、国泰海通信息技术投入均超20亿元，中金、招商、中信建投等8家超10亿元；而中小券商如第一创业、财达、光大证券投入增速均超20%。中银证券既未跻身头部投入梯队，亦未在增速上形成追赶态势，在“真金白银”的比拼中已显疲态。

　　 值得玩味的是，中银证券正悄然调整战略重心——从“科技赋能券商”转向“券商服务科技”。2024年报明确提出“发力科技金融赛道”，其标志性载体是规模已超500亿元的中银科创母基金，该基金在2024年新设百亿级基金中，规模仅次于国家集成电路大基金及上海三大先导产业基金。这一转向极具现实智慧：依托中国银行股东背景，避开与互联网系券商在C端技术体验上的正面竞争，转而深耕B端科技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葛浩作为技术专家的离场，未必削弱该路径，反而可能为更强调产业理解与资本协同的新阶段腾出空间。

　　 但技术治理的短板不容忽视。2025年12月，中银证券App因“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被上海市通信管理局列入整改名单，最终遭强制下架。尽管公司迅速回应称系“个别页面内容表述不规范”，并于1月5日确认APP已恢复上架，但此类事件绝非孤立的技术疏漏，而是反映出数据治理体系、合规响应机制与敏捷开发节奏之间的深层脱节。当首席科学家这一岗位本应肩负技术伦理前置把关、安全架构顶层设计之责时，其离任恰与合规风险暴露时间点形成耐人寻味的交叠。

　　 葛浩的离开，表面看是一位高管的常规流动，实则成为观察中银证券数字化转型成色的关键切口。它既检验着“首席科学家”这一创新岗位的制度生命力，也拷问着银行系券商在科技浪潮中的真实定位：是继续做技术应用的跟随者，还是借力股东禀赋成为科技与金融交叉领域的规则共建者？答案不在口号里，而在接下来半年内能否快速明确继任者画像、重构技术决策机制、并在科技金融赛道拿出可验证的标杆案例。否则，一个被高薪礼聘又提前谢幕的首席科学家，终将沦为转型故事中一个昂贵而模糊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