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那些事2025年12月30日 19:08消息，专访中金总裁王曙光，探讨中国投行如何竞逐全球定价权。

　　  当前，我国正加快进入“金融强国”建设的新阶段。作为资本市场的重要中介机构和核心枢纽，证券行业肩负着更高的期待：不仅要更加高效地服务实体经济，还要在国际金融领域争取更大的影响力。如何协调“深耕本土”与“拓展全球”之间的双重任务，成为证券行业发展的关键课题。

　　 近日，《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对中金公司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裁王曙光进行了专访。他明确表示，服务国内实体经济与争取全球金融定价权之间是“相互促进、协同发展的关系”。只有深入扎根本土市场，才能培育出具备国际竞争力的核心实力；同时，只有积极争取全球金融定价权，才能进一步推动国内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在推动这一战略落地的具体路径上，王曙光分享了多项核心见解。他指出，生机勃勃的多层次资本市场正成为券商业务的新蓝海，从助力“硬科技”企业登陆科创板，到为投资者提供北交所等市场的优质资产，增量机会贯穿整个产业链。与此同时，资本市场的生命力在于投融资的动态平衡，这需要通过制度型开放、引入长期资金以及券商自身向综合服务商转型的“平衡术”来实现，最终让投资者获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我认为，当前资本市场的发展方向愈发清晰，券商的角色也在不断深化和多元化。面对日益复杂的市场环境，唯有坚持服务实体经济的根本定位，才能真正实现高质量发展。同时，投资者的获得感不仅是市场成熟度的体现，更是政策导向与市场实践相结合的成果。

　　 面向更加宏大的全球发展目标，王曙光指出，中国投资银行要进入国际一流行列，当务之急是“强内功、转理念”，转向以价值创造为核心，全力补齐在深度研究、协同服务、全球风险控制以及高端人才等关键领域的短板。

　　 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在王曙光看来，中国投行对全球金融秩序更深层次的贡献，并非仅仅体现在对定价权的争夺上，而在于将中国市场实践中形成的、强调金融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赋能型”发展范式，以开放合作的态度分享给世界，推动全球金融治理体系向更加包容、均衡和可持续的方向发展。这一系列观点，为理解中国券商在新时代的战略定位与转型方向提供了清晰的框架。 在我看来，这种从“赋能”出发的金融理念，体现了中国金融市场在实践中的独特经验，也反映了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日益增强的软实力。相较于传统的金融模式，这种强调服务实体经济、注重长期价值的思路，具有更强的适应性和可持续性，值得国际社会更多关注和借鉴。

　　 21世纪：在金融强国战略背景下，券商如何平衡服务本地市场与参与全球竞争？

　　 王曙光：在“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战略部署背景下，我们深刻认识到：服务国内实体经济与争夺全球金融定价权并非相互独立的两个方面，而是相互促进、协同发展的统一体。只有以扎实深厚的本土业务为基础，深入扎根实体经济，才能培育出参与高水平国际竞争的核心竞争力；同时，唯有在全球市场中掌握关键资产和规则的定价主导权，才能反哺国内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切实推进金融强国的建设目标。这一内外联动、双向赋能的发展路径，既是时代赋予金融体系的重要使命，也是我国走向全球金融治理核心舞台的必经之路。

　　 在建设金融强国的时代征程中，扎实服务国内实体经济始终是投资银行的立身之本与使命所系。作为资本市场的“看门人”和资源配置的关键枢纽，投行肩负着联通实体企业融资需求与资本市场资金供给的桥梁作用。通过深度发挥资本中介功能，投行不仅助力提升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更以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体系，精准服务国家战略，无论是科技创新、绿色低碳转型，还是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关键领域，均能提供从早期私募股权融资、上市到并购重组、再融资等一揽子解决方案，切实赋能企业借助资本市场做强做优做大，筑牢高质量发展的基础。

　　 在此坚实“家底”之上，券商具备了更强的底气和能力，在全球金融舞台上争取定价权，使这一战略目标不再成为无源之水。面向全球，我们应牢牢把握中资企业“走出去”的历史性机遇，将植根于本土产业优势所锤炼出的专业能力、行业洞察与客户信任，转化为国际金融市场中的制度性话语权与影响力。 我认为，当前中国金融机构在资本实力和专业能力上的提升，为参与全球金融治理奠定了坚实基础。随着中资企业加速国际化布局，国内金融机构也需加快自身能力建设，主动适应国际规则，增强在全球市场中的话语权。这不仅是对国家战略的有力支撑，也是推动金融体系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一步。

　　 具体而言，一方面要深化中国与全球资本市场的互联互通，畅通双向开放渠道，夯实人民币资产国际化和跨境投融资的基础设施；另一方面，聚焦我国已具备全球领先优势的产业链，如新能源、高端装备等领域，积极推动以人民币计价的金融产品走向国际市场，吸引全球投资者广泛参与交易。这不仅有助于提升中国资产在全球市场中的吸引力，更将推动国际定价机制更加真实、及时地反映中国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成果，从而在全球金融治理格局重塑中赢得主动、掌握先机。

　　 中金公司始终秉持服务国家战略和实体经济的使命，积极发挥其国际化优势，推动中国资产在全球市场中的话语权提升。截至12月22日，2025年中金公司在港股IPO保荐项目的承销规模和数量均位居市场首位。全市场共完成108单港股IPO项目，中金公司参与了其中49单；港股IPO总承销规模约为100亿美元，市场份额约30%。在排名前20的港股IPO项目中，中金公司负责保荐的有9单，占比达45%，其中6单项目的承销份额超过70%，在大型项目中展现出显著的领先优势。目前，中金公司已成长为香港资本市场的重要核心投行之一。

　　 往前看，我们将始终扎根本土、拓展全球，以服务中国实体经济为根本，以推进国际化发展为拓展，在推动国内高质量发展和融入全球金融竞争的相互促进中，积极承担新时代赋予券商的双重责任：既是中国特色现代资本市场的建设者与推动者，也是全球金融治理新格局的主动参与者与引导者。

　　 21世纪：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为券商带来哪些业务增量？

　　 王曙光：近年来，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持续健全、功能日益完备，已形成错位发展、有机协同的板块格局：主板聚焦“大盘蓝筹”，彰显国民经济压舱石作用；科创板坚守“硬科技”定位，成为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的主阵地；创业板精准服务成长型创新创业企业，激发市场活力；北交所则锚定“更早、更小、更新”的创新型中小企业，打通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的“最初一公里”。这一立体化、差异化、包容性的市场架构，不仅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资本支撑，也为证券行业开辟了广阔而多元的业务增长空间。

　　 一方面，资本市场改革持续深化，显著改善了科技创新企业的融资环境，为投行业务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自新“国九条”发布以来，证监会始终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现代资本市场”的目标，密集出台一系列改革措施，包括“科创板八条”“并购六条”以及科创板“16”系列政策，系统性地提升了市场的包容性、适应性和制度韧性。特别是科创板“16”政策体系的全面实施，标志着支持科技创新的制度安排进入新阶段，不仅拓宽了未盈利优质科技企业的上市路径，还通过第五套上市标准的扩展，将人工智能、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纳入资本市场支持范围。近期，上交所明确商业火箭企业可适用科创板第五套标准，预示着一批具备全球竞争力的商业航天企业有望加快登陆资本市场。与此同时，创业板的深化改革也在稳步推进，未来将进一步增强券商在前沿科技、未来产业及新质生产力领域的综合服务能力，拓展服务创新型经济的新空间。 我认为，当前资本市场的改革举措具有深远意义，不仅体现了监管层对科技创新的支持态度，也反映出我国资本市场在服务国家战略方面的主动作为。随着制度不断完善，更多高成长性企业将获得更高效的融资渠道，这将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同时，这也对券商等中介机构提出了更高要求，需进一步提升专业能力与服务水平，以更好地匹配市场变化和企业发展需求。

　　 另一方面，上市公司数量持续增加，结构不断优化，正在为研究、财富管理、资产管理等业务带来历史性的发展机遇。越来越多优质的科技型企业登陆资本市场，显著提升了A股市场的资产多样性，不仅满足了机构投资者对高成长性和高确定性资产的配置需求，也促使券商的研究体系向更深入的产业逻辑、更广泛的覆盖范围和更强的前瞻性能力迈进。同时，随着个人投资者对科创板、北交所等具有潜力板块的关注度不断提高，推动券商加快财富管理产品的创新、资产配置策略的优化以及投资者陪伴服务体系的建设，全面提升客户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水平。

　　 多层次资本市场的高质量发展，正在重塑证券行业的价值链条与业务生态。券商唯有主动融入国家战略、深耕产业前沿、强化专业能力，方能在服务科技自立自强与经济转型升级中实现自身发展的跃升，真正成为连接实体经济与资本市场的核心枢纽与价值创造者。

　　 21世纪：怎样更好地实现投融资动态平衡？

　　 王曙光：资本市场既是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融资平台，也是广大投资者分享发展成果、增强获得感的重要渠道。唯有统筹兼顾“融资端”与“投资端”，实现二者动态平衡，才能真正发挥资本市场的枢纽作用，夯实金融强国根基。我们认为可从以下三方面系统发力：

　　 一是以制度性开放和结构性改革为关键举措，全面提升资本市场吸引力和包容度。持续推进注册制改革，完善市场化发行定价机制，强化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监管理念，确保真正具有创新能力、成长潜力和产业带动作用的优质企业能够获得高效、公平的融资支持。同时，进一步健全常态化退市机制，增强市场优胜劣汰功能，打造“有进有出、进退有序”的良性生态，切实夯实投资者权益保护的制度基础。

　　 二是以中长期资金进入市场为引导，加快推动资本市场投资理念从短期投机向价值发掘转变。一方面，积极培育公募基金、保险资产管理、证券公司、QFII等专业机构投资者，引导其树立长期投资理念，深入进行基本面研究，增强资产定价水平；另一方面，完善网下配售机制，适当提升优质机构投资者的获配比例，鼓励其在新股定价、市场稳定和价值引领方面发挥“稳定器”作用，促进形成理性、稳健、可持续的投资氛围。

　　 三是以券商转型为支点，打造服务实体经济的全链条综合金融平台。推动证券公司从传统通道角色向“投行+投资+投研”三位一体的综合服务商跃升，深度整合资产管理、财富管理、风险管理等多元能力，围绕企业全生命周期提供定制化、一体化的资本运作解决方案。通过强化专业能力建设与客户需求导向，投行不仅应成为资本市场的“看门人”，更应成为产业升级的“助推器”和居民财富增长的“守护者”。

　　 21世纪：券商迈向国际一流，需先补齐内功短板与打破思维定式。当前，国内券商在国际化进程中面临诸多挑战，如专业能力、风险管理、产品创新等方面仍存在不足。同时，部分机构固守传统模式，缺乏全球视野和战略定力，制约了其发展步伐。要真正实现从本土到国际的跨越，必须正视这些问题，推动内部机制改革与经营理念升级。

　　 王曙光：我们深刻认识到，中国投行要真正实现国际化跃升、迈向世界一流投行行列，关键在于以全球一流标准为引领，系统性重塑综合能力体系。这一转型不仅关乎业务模式与机制建设的升级，更深层次地要求发展理念的根本性转变：从规模驱动转向价值创造，从本土视角迈向全球格局。

　　 一方面，必须紧盯关键薄弱环节，加快突破制约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瓶颈。

　　 一是加强深度研究与独立定价能力。目前，部分券商的研究工作仍较多关注短期市场情绪和交易策略，亟需向产业纵深、科技创新前沿以及全球宏观经济趋势拓展，建立具备前瞻性、系统性和跨周期洞察力的研究体系，切实提升对复杂资产、新兴领域及跨境项目的独立估值与风险定价水平，从而在国际资本市场中增强话语权。

　　 二是提升一体化综合金融服务水平。针对客户日益多样化、国际化以及贯穿全生命周期的金融需求，国内证券公司亟需打破投行、资产管理、财富管理及研究等业务之间的界限，推动资源的整合与流程的贯通，建立以客户为核心的协同服务机制，提供涵盖境内外、贯穿投融资全过程的一站式、个性化金融解决方案。

　　 三是夯实国际化风险合规基础。随着业务范围持续扩展、产品结构日益复杂，风险传导路径更加多元且隐蔽。必须加快建立与国际标准相衔接、具备敏捷性和韧性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实现风险识别、评估、监测与应对的全流程精细化、智能化，为稳健拓展国际市场提供坚实保障。

　　 四是构建面向未来的复合型人才梯队。国际化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行业亟需加快培养一批既懂产业逻辑、又具国际视野，既通金融实务、又善跨文化沟通的高层次复合型人才。应优化职业发展通道，强化长期价值导向，营造有利于人才成长与创新的制度环境，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持续动能。

　　 另一方面，必须推动发展理念的深层变革，锚定高质量发展新坐标。

　　 我们关注到，吴清主席近期在中国证券业协会第八次会员大会上指出，行业功能发挥要迈上新台阶，要坚决摒弃简单拼规模、比增速、争排名，切实把重心聚焦到高质量发展上来。我们认识到，国内券商在推进一流投行建设过程中，应科学把握规模与质量、速度与效益、本土深耕与全球布局的辩证关系，主动拥抱“三个全面”（即客户全覆盖、阶段全掌控、产品全升级）与“三个转变”（即通道向产业转变、卖方向买方转变、单一向综合转变），加快转型升级。

　　 21世纪：中国投行对全球秩序的核心贡献是什么，重塑定价，还是定义范式？

　　 王曙光：我们深刻意识到，未来中国投资银行对全球金融体系的深远影响，可能并不在于单纯争夺定价权或另建一套平行系统，而更体现在依托中国市场的独特实践，为现有的国际金融体系注入更具包容性、发展导向和可持续性的新内涵，推动其向更加多元、平衡与富有韧性方向发展。

　　 一方面，定价权之争的本质在于价值发现机制的再平衡。当前，全球资产定价体系仍由发达经济体主导，其方法论和估值框架往往难以全面反映新兴市场在产业升级、技术创新与制度演进中的真实价值。中国投行可以凭借对中国产业生态、技术路径和发展逻辑的深入理解，帮助全球投资者更准确地识别和评估中国及广大新兴经济体的核心资产价值。这一过程并非要取代现有体系，而是通过提供“中国视角”与“新兴市场叙事”，丰富全球资本的认知维度。例如，宁德时代等中国龙头企业在全球资本市场中的估值实践，正逐步将“技术自主可控”“绿色低碳转型”与“长期价值创造”等理念融入国际主流估值逻辑，展现出中国模式对全球定价范式的潜在影响。 我认为，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中国在定价体系中的话语权也在逐步扩大。这种变化不仅是经济结构转型的结果，更是全球资本对新兴市场价值重新认知的体现。未来，如何在保持开放的同时，构建更具包容性和代表性的全球定价机制，将是国际金融体系面临的重要课题。

　　 另一方面，新生态的探索重在融合而非割裂，贵在互鉴而非替代。中国在绿色金融、可持续投融资标准、普惠金融等领域的制度创新与市场实践，正在为全球金融治理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样本。今年5月，中金公司联合银河证券推出契合《可持续金融共同分类目录》及ESG的创新债券评估框架，正是助力国际绿色金融标准互联互通的有益探索。此类实践并非意在构建封闭的“平行体系”，而是以开放姿态参与全球规则共建，通过“中国方案”与国际标准的有机衔接，实现经验共享、机制互补与生态共荣。

　　 整体而言，中国投行的独特全球价值，源于其扎根于超大规模市场、完整的产业体系以及高质量发展的理念所形成的综合优势。这种优势不仅为中国自身的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也为世界，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种以服务实体经济为核心、符合本国发展阶段的金融发展路径参考。这一路径强调资本市场建设与产业升级的同步推进，注重融资工具的创新与风险控制的精准匹配，突出金融功能与国家战略的深度融合。其所体现的“赋能型金融”逻辑，不仅助力中国经济实现内生增长，也为全球金融体系从“资本优先”向“发展优先”的转型提供了有益借鉴。 我认为，这种金融发展模式的提出，是对传统西方金融模式的一种补充与反思。在全球经济格局不断变化的背景下，越来越多国家开始关注金融如何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和长期发展战略。中国投行的实践表明，金融不应只是追逐短期利润的工具，而应成为推动社会进步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力量。这种理念的推广，有助于构建更加包容、公平和可持续的全球金融体系。

　　 面向未来，中国投行应以更高的战略站位、更广阔的国际视野和更深入的协作精神，积极投身全球金融治理的变革进程。在坚守正道与勇于创新中，为中国智慧在全球金融领域发声；在深化开放与加强合作中，推动形成更具包容性和可持续性的新型金融范式，助力构建更加公平、公正、可持续的全球金融新秩序。 我认为，当前全球金融格局正在经历深刻调整，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金融体系的稳健发展和国际化进程对全球具有重要影响。在此背景下，中国投行的角色不仅限于市场参与者，更应成为规则制定者和理念传播者。通过提升自身的专业能力与国际影响力，中国投行能够在推动全球金融治理体系改革中发挥更大作用，为实现全球经济的长期稳定与发展贡献独特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