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那些事2025年11月20日 13:10消息，十五五消费突围三策：提升收入、激发潜能、破除门槛，释放内需潜力。

　　 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壮大，大国经济以内需为主导的特征日益凸显，消费作为经济增长“压舱石”的作用不断强化。在当前外部环境复杂多变的背景下，扩大内需特别是激发居民消费潜力，已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抓手。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是“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这一目标不仅体现了政策层面对消费拉动作用的高度期待，也释放出未来五年我国宏观经济战略重心将进一步向内需倾斜的强烈信号。

　　 为实现这一目标，《建议》作出系统部署：从稳就业、增收入、稳预期入手增强居民消费能力；合理提升公共服务支出占比，加大民生领域财政投入；以放宽准入、促进业态融合为重点扩大服务消费；积极拓展入境消费市场；强化普惠性政策直达消费者机制；清理汽车、住房等领域不合理限制措施；落实带薪错峰休假制度等。这些举措覆盖了消费能力、消费意愿和消费环境三大核心维度，展现出政策设计的系统性和前瞻性。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我国外需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在出口增速承压的背景下，必须更加依赖内需驱动经济增长。而投资驱动模式已接近边际效应递减阶段，唯有消费才能提供可持续的增长动能。因此，大力提振消费不仅是短期稳增长的需要，更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选择。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3—2024年，我国最终消费率稳定在50%以上，并从2013年的51.9%稳步提升至2024年的56.6%，资本形成率则保持在40%以上。这意味着内需已成为GDP构成的绝对主体。更值得重视的是，在过去十余年6.1%的年均经济增速中，内需贡献率达93.1%，其中最终消费支出贡献率为55%，超过资本形成的38.1%。这说明，消费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驱动力。

　　 然而，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居民消费率仍存在显著差距。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郑栅洁指出，当前我国居民消费率约为40%，远低于美国（68%）、日本（55%）和欧盟（52%），甚至低于全球平均水平（55%）。服务消费占比偏低、消费信心不足等问题依然突出。“十五五”期间要实现居民消费率显著提升，必须坚持短期刺激与长效机制建设并重。

　　 从短期看，优化消费环境、创新消费场景、破除制度性障碍尤为紧迫。例如，带薪休假“有假难休”现象长期存在，削弱了居民实际可支配时间带来的消费机会。若不能有效落实错峰休假机制，文旅、餐饮、交通等相关服务业的潜力就难以充分释放。此外，对新能源汽车、改善型住房等领域的限购限贷政策仍有进一步松绑空间，只有真正打通堵点，才能让合理消费需求顺畅释放。

　　 从中长期看，根本在于提高居民消费能力。郑栅洁强调，稳就业、促增收是提振消费的前提。必须着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升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占比，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这一提法直指我国收入分配结构的深层次问题——长期以来，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留存利润较高，财政支出偏重基建投资而非民生转移支付，导致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相对偏低。

　　 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指出，扩消费背后涉及的是国民收入分配体系的重构。中国的高储蓄、高投资模式与居民收入占比较低密切相关。要改变这一格局，需推动国企分红比例提高、财政支出更多向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领域倾斜。这是触及利益调整的深水区改革，但也是实现共同富裕和内需驱动转型的必由之路。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蔡昉进一步提出，应通过税收制度改革提高直接税比重，增强再分配功能；同时扩大政府社会性支出，围绕生育、教育、养老等关键环节加大投入，缓解家庭预防性储蓄动机。尤其针对青年和大龄劳动者存在的“有活没人干、有人没活干”结构性矛盾，应加强职业技能培训，提升就业质量。对于灵活就业者，则需探索适应新业态的社会保障模式，提升其收入稳定性与消费信心。

　　 近年来，一系列促消费政策已陆续落地见效。2024年安排15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2025年规模翻倍至3000亿元，有效撬动了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等大宗消费。部分重点城市因城施策放宽限购，助力房地产市场企稳。节假日制度也在不断完善，2025年起全体公民放假天数增加2天，多地试点春秋假制度，为服务消费创造了更有利的时间条件。

　　 尽管如此，挑战依旧严峻。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滕泰警示：若“十五五”期间最终消费率要从2024年的56.6%提升至60%以上，居民消费率从40%升至45%以上，意味着年均消费增速需保持在6%以上，这对政策力度提出了更高要求。他认为，当前以旧换新补贴虽有一定效果，但属于定向支持，覆盖面有限。建议推出万亿级普惠式消费补贴或通用消费券，直接向低收入群体发放无使用限制的收入支持，可迅速转化为现实购买力，起到“立竿见影”的提振作用。

　　 这一观点颇具启发意义。相比于产业端补贴或项目投资，直接向居民发钱更能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特别是在居民资产负债表因房价调整和疫情冲击受到一定损伤的背景下，增强个体财务安全感，比单纯刺激特定商品消费更具根本性意义。货币政策也应协同发力，适时降息以降低借贷成本、减轻还贷压力，间接释放消费空间。

　　 国家信息中心原总经济师祝宝良强调，提振消费必须解决“敢消费、能消费、愿消费”三个层面的问题。在“敢消费”方面，应大幅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水平，计划五年内每人每月财政支持部分增加500元，到2030年达到约700元，并持续提升医保财政补助标准，织密社会保障安全网。在“能消费”方面，继续清理汽车、住房等领域的不必要限制。在“愿消费”方面，需放宽文化、医疗、教育等服务行业准入，提升供给质量和多样性，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升级的美好生活需要。

　　 总体来看，“十五五”时期能否成功提升居民消费率，将直接决定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成败。消费不仅是数字，更是亿万家庭生活状态的真实反映。当人们愿意花钱、敢于花钱、有能力花钱时，才是一个社会充满活力的真正标志。未来的政策不仅要关注宏观指标的改善，更要聚焦微观个体的获得感与安全感。唯有如此，消费才能真正成为中国经济行稳致远的核心引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