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那些事2025年12月08日 19:05消息，政治局会议明确宏观政策双周期发力，稳增长硬招频出，释放强烈积极信号。

　　 据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12月8日召开会议，分析研究2026年经济工作。会议对当前经济形势作出权威判断：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新质生产力稳步发展，改革开放迈出新步伐，重点领域风险化解取得积极进展，民生保障更加有力，社会大局保持稳定。这一表述延续了中央对经济基本面的清醒认知——既不低估下行压力，也不忽视结构性改善的扎实进展，体现出政策定力与现实感的统一。

　　 会议强调，做好明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更好统筹国内经济工作和国际经贸斗争，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增强政策前瞻性、针对性、协同性。值得注意的是，“前瞻性、针对性、协同性”作为一组并列新提法首次在中央政治局会议通稿中集中出现，较以往“精准有效”“灵活适度”等表述更具操作指向性。这并非文字修辞的升级，而是政策逻辑的深层演进：面对外部不确定性加剧、内生动能转换尚未完全接续的现实，宏观调控正从“问题响应式”加速转向“趋势预判式”，从单点突破转向系统集成。

　　 会议还指出，明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提质增效，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发挥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集成效应，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力度，切实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这一部署与10月28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高度呼应。《建议》在“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部分明确提出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实施更加积极的宏观政策、健全预期管理机制等要求。两份文件一脉相承，释放出清晰信号：2026年不是政策“换挡期”，而是“深化期”——政策工具箱更全，但发力重心已从短期托底转向中长期制度性支撑。

　　 对比今年7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部署，“增强政策前瞻性针对性协同性”确为本次会议的新提法。中泰证券研究所政策团队首席分析师杨畅解读称，“前瞻性”意味着政策将前移关口，对潜在风险如地方债务阶段性压力、出口订单波动、青年就业结构性错配等未雨绸缪；“针对性”指向精准滴灌，例如对制造业技术改造、县域商业体系建设、保障性住房建设等关键环节靶向施策；“协同性”则强调财政、货币、产业、监管等政策不再“各吹各调”，而需在目标设定、节奏把握、效果评估上形成合力。这一变化折射出宏观治理理念的成熟：当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深水区，拼规模、比速度已让位于重质量、强统筹。

　　 对于“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指出，这既是政策连续性的体现，更是现实倒逼的选择。当前房地产市场仍处筑底阶段，土地财政收缩效应持续显现，叠加化债任务对地方财力的分流，财政扩张实为必要之举。他建议2026年新增债务总规模提高至约15万亿元（2025年为11.86万亿元），赤字率不低于4%，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速接近名义GDP增速5%左右。这一测算具有现实参照价值——若仅维持2025年债务规模，恐难对冲房地产销售同比下滑带来的地方本级收入缺口及城投平台净偿还压力。财政加力，本质是为新旧动能转换争取“时间窗口”，而非重回粗放投资老路。

　　 “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则被赋予更精细的操作内涵。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分析，2026年货币政策将在稳增长、防风险基础上，更注重稳预期，并与积极财政形成“政策共振”。考虑到2025年四季度经济内生动能尚待巩固、2026年上半年面临高基数压力，以及“十五五”开局对“开门红”的刚性要求，政策或于2025年底至2026年上半年适度加力。值得重视的是，当前银行体系长期流动性边际收敛与信用派生需求上升之间存在张力，MLF与买断式逆回购虽可提供中期资金，但难以替代降准、国债买卖或PSL等工具对基础货币的补充作用。这意味着，总量工具不会缺席，但操作将更讲求“时机”与“剂量”。

　　 结构性工具亦将持续发力，重点支持“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这不仅是资源倾斜，更是政策传导机制的再造——通过利率优惠、额度单列、考核激励等方式，推动资金从“大水漫灌”转向“精准灌溉”，让金融活水真正流向创新策源地、绿色转型前沿和民生薄弱环节。这种“定向滴灌”能力的提升，本身就是宏观经济治理效能增强的重要标志。

　　 整体来看，2026年财政与货币政策组合更强调协调配合。随着“中央适度加杠杆”成为共识，财政主动发力亟需稳定的货币环境护航：唯有保持较低的实体融资成本、充裕的银行体系流动性，才能确保万亿级财政支出有效转化为基建实物量、企业技改投入和居民消费信心。反过来看，财政加码也分担了货币政策独自稳增长的压力，避免其陷入“单打独斗”导致的过度宽松风险。这种“财金协同”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构建现代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必由之路。

　　 值得关注的是，相较去年1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本次会议未再使用“加强超常规逆周期调节”的提法，转而强调“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力度”。“跨周期调节”概念首现于2020年7月政治局会议，其要义在于超越年度框架，将财政货币政策与“十五五”规划、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产业基础再造工程等中长期安排深度嵌套。这一调整意味深长：政策重心正从应对短期波动，转向塑造可持续的增长路径——既要稳住当下就业与物价，更要为未来五年夯实创新根基、优化能源结构、提升产业链韧性预留政策空间。

　　 远东资信研究院副院长、首席宏观研究员张林据此判断，2026年宏观政策操作力度或不会显著超过2025年，尤其在“规模”与“数量”型工具出台上将更为审慎。从财政看，若按4%赤字率估算，2026年财政赤字约5.9万亿元，叠加地方专项债或增至4.5万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等约2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务或达12.4万亿元，增幅相对温和。更关键的是，部分专项债资金仍将用于化债和清偿拖欠款，对固定资产投资实际拉动效应呈现“托而不举”特征——这恰恰印证了政策取向的转变：不再追求基建投资的短期脉冲式反弹，而是以“托底”换“腾挪”，为制度性改革和新动能培育创造稳定环境。

　　 货币政策方面，张林预计央行将更多倚重7天逆回购、买断式逆回购及国债买卖等市场化工具调节流动性，对降准、降息等传统手段的使用将更加珍惜政策空间，尤其是降息操作或趋于审慎。这一判断符合当前实际：在美联储政策路径仍存变数、人民币汇率需保持基本稳定的背景下，中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必须建立在“稳慎”基础之上。真正的政策智慧，不在于工具是否“猛”，而在于能否在多重约束中找到最优解——2026年的宏观政策，正在书写这样一份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