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那些事2026年01月12日 18:09消息,盛松成指出中国货币政策或将开启渐进式宽松新周期,降准空间超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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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财经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吴斌 报道
1月10日,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年会在上海举行。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研究院院长、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原司长盛松成在会上就当前货币政策取向作出系统阐释,明确指出:中国货币政策“小步走”的操作路径可能性较大——这一表述并非模糊表态,而是对现实约束条件的清醒回应,也折射出宏观调控从“大水漫灌”向“精准滴灌”持续深化的治理逻辑。
货币政策天然具有中短期属性,其目标设定与效果评估均需嵌入经济运行的时序节奏之中。盛松成强调,在内外环境不确定性显著上升的当下,“摸着石头过河”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必要方法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货币政策从央行操作到实体经济感受存在明显时滞——通常为6至12个月,这意味着任何激进调整都可能在传导完成时已与经济周期错位,反而加剧波动。这种滞后性,恰恰是“小步走”策略最坚实的理论支点。
相较财政政策可直接通过支出或减税切入经济循环,货币政策必须经由商业银行信贷扩张、金融市场利率响应、企业居民资产负债再配置等多重环节才能落地。这一间接性决定了其效果高度依赖市场预期与微观主体行为反馈。当信心偏弱、风险偏好下降时,即使资金价格下行,也未必转化为有效信贷需求——这解释了为何近年M2增速持续高于社融增速,流动性淤积现象反复出现。
当前中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已形成“政策利率(OMO利率)→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实际贷款利率”的主干链条,但各环节仍存摩擦。例如LPR报价虽锚定MLF利率,但报价行加点受自身资金成本、风险定价能力及同业竞争影响;而实际贷款利率又进一步受抵押品质量、行业白名单、尽职免责落实程度等非利率因素制约。央行难以“一键直达”,正说明现代货币政策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制度协同问题。
值得肯定的是,中国货币政策工具箱已显著扩容且更具弹性。除常规公开市场操作外,央行近年来常态化运用再贷款、再贴现、普惠小微支持工具等结构性手段,并于2024年起试点二级市场国债买卖,标志着流动性管理正从“量价分离”迈向“量价联动”。这些创新不仅提升了逆周期调节的时效性,也为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提供了缓冲垫——当市场突发流动性紧张时,定向支持比全面宽松更能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降准作为配合财政发力的关键抓手,其作用机制清晰而务实。盛松成指出,商业银行是政府债券最主要持有者,降准释放的长期资金可直接增强其购债能力与信贷投放空间。数据印证了这一逻辑:2016年以来,央行流动性净投放规模与政府债券净融资规模高度同步,表明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已形成事实上的“双轮驱动”配合框架。这种协同不是简单叠加,而是功能互补——财政解决“投什么”,货币解决“钱从哪来、如何高效用”。
23次降准、零次升准,大型机构存准率累计下调8.5个百分点——这一组数字背后,是中国货币政策在稳增长与防风险之间持续寻求再平衡的实践轨迹。尤其需关注的是,截至2025年三季度末,商业银行净息差仅为1.42%,创有统计以来新低。在资产端收益率承压、负债端存款定期化加剧的双重挤压下,若盲目大幅下调政策利率,可能进一步侵蚀银行利润,削弱其资本内生补充能力,最终反噬金融体系稳定性。此时选择降准而非激进降息,实为兼顾当下稳增长与长远金融健康的战略抉择。
盛松成关于“降息仍有空间”的判断,建立在扎实的外部条件变化之上:2025年美联储累计降息75BP,而中国仅下调政策利率10BP,中美利差倒挂幅度收窄;人民币汇率呈现温和升值态势,资本外流压力缓解;国内CPI连续多月低位运行,实际利率处于高位,客观上为价格型工具留出操作余地。但需清醒认识到,结构性降息正成为新主流——如科技创新再贷款、设备更新专项再贷款等工具利率下调25BP,既避免总量宽松带来的套利与空转风险,又精准引导金融资源流向新质生产力培育的关键环节。
尤为关键的是,盛松成对“利率弹性不足”的警示直指当前宏观调控的核心瓶颈。大量调研显示,企业投资决策中,市场预期、产权保护、产业链安全等制度性因素权重已远超资金成本。当企业家对终端需求缺乏信心时,即便贷款利率再低,亦难激发真实投资意愿。这提示我们:货币政策不能包打天下,必须与营商环境优化、国企改革深化、民营经济促进法落地等一揽子制度供给形成合力,方能真正打通“宽货币”向“宽信用”的堵点。
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保持必要的财政赤字、债务总规模和支出总量”,释放出政策连续性的强烈信号。盛松成据此预判2026年财政政策仍将维持扩张基调,这一判断符合当前经济修复基础尚不牢固的现实。更值得深思的是,他对《马斯特里赫特条约》3%赤字警戒线的反思——该标准诞生于欧元区制度整合特殊背景,与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超大规模单一市场的国情存在根本差异。在人口结构转型、绿色低碳转型、科技自立自强等多重战略任务叠加期,适度提高财政赤字率不仅是可行的,更是必要的政策空间储备。关键在于提升每一笔财政资金的乘数效应,让“真金白银”切实转化为产业升级动能与民生改善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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