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十五五规划发布，3万亿增长引擎启动，聚焦产业升级、科技创新与区域协同。

　　 近日，中共武汉市委十四届十二次全体会议举行，审议通过了《中共武汉市委关于制定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和《关于全力打造“五个中心”全面建设现代化大武汉的五年行动方案（2026—2030年）》（下称《行动方案》）。这是武汉在“十四五”收官、“十五五”启幕关键节点上的一次战略性部署，既锚定中长期目标，也释放出强烈的实干信号——城市发展的节奏正从“稳增长”加速切换至“强功能、提能级、促协同”的新阶段。

　　 此次全会明确两大硬核目标：一是经济总量目标，到2030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万亿元；二是“五个中心”建设目标实行“两步走”：2030年基本建成全国经济中心、国家科技创新中心、国家商贸物流中心、国家交往中心、国家科技金融与碳金融中心；2035年高水平建成“五个中心”，基本建成现代化大武汉，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值得注意的是，3万亿元GDP并非孤立指标，而是与“五个中心”深度咬合的系统性成果——没有产业厚度、创新浓度、开放高度和金融精度，单靠投资拉动难以 sustainably 支撑这一跃升。这标志着武汉已摒弃粗放式增长惯性，转向以功能承载力驱动经济能级跃升的新范式。

　　 面向全力打造“五个中心”、建设现代化大武汉的关键五年，这次全会释放出多重深层信号：其一，主线更聚焦——“五个中心”首次被明确为“十五五”时期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总纲领”和“主引擎”，不再作为若干重点任务之一，而是统领规划编制、项目布局、资源调配的最高优先级；其二，逻辑更闭环——从“中心功能培育”到“区域辐射带动”，再到“国家战略响应”，形成完整政策链条；其三，方法论更务实——强调“路径方向更实、任务分解更细、目标站位更高”，避免空泛表态，突出可操作、可考核、可迭代。

　　 武汉打造“五个中心”的战略渊源，可追溯至2016年国家发改委印发的《关于支持武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指导意见》，其中明确提出加快建成以全国经济中心、高水平科技创新中心、商贸物流中心和国际交往中心为支撑的国家中心城市。而今，“五个中心”在原有“四大中心”基础上新增“国家科技金融中心和碳金融中心”，既是对中央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绿色低碳转型重大部署的精准承接，也凸显武汉立足长江经济带核心节点、抢占未来金融制高点的战略自觉——科技与金融的耦合度，正日益成为衡量国家中心城市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标尺。

　　 《行动方案》进一步将“五个中心”具象化为七大行动：经济能级跃升、科技创新引领、现代产业升级、开放枢纽提能、美丽武汉提标、文化强市建设、区域联动发展。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开放枢纽提能”不再局限于传统口岸和通道建设，而是同步发力“对内开放”与“对外开放”：对内，依托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强化武汉在中部要素配置中的中枢地位；对外，则以国际交往中心为牵引，加快制度型开放探索。这种“双向开放”的底层逻辑，反映出武汉对“中心”内涵的再认识——真正的中心，不是地理意义上的居中，而是资源配置中的引力场、规则制定中的参与者、价值创造中的策源地。

　　 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曾刚指出，要加强“五个中心”之间的统筹和协同联动，让目标融合推进。这一观点切中要害。现实中，“五个中心”若各自为政，极易陷入功能割裂、资源内耗。例如，科技创新中心若脱离产业转化场景，易成“纸面成果”；商贸物流中心若缺乏金融结算与供应链金融支撑，难有韧性；国际交往中心若缺少文化软实力与宜居环境配套，亦难形成持久吸引力。因此，“十五五”期间武汉能否构建起跨部门、跨层级、跨领域的常态化协同机制，将直接决定“五个中心”是“物理叠加”还是“化学反应”。这不仅是工作方法问题，更是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试金石。

　　 此次全会另一鲜明特点是“跳出武汉看武汉”的格局跃升。武汉明确提出做好“强核、壮圈、带群”三篇文章：以武汉都市圈为“核”，辐射带动长江中游城市群联动发展；在湖北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中当好龙头、走在前列。数据显示，2022年武汉都市圈获批国家级都市圈时，GDP已突破3.2万亿元，占全省59%以上；2024年达3.6万亿元，占比升至60%以上。力争2030年都市圈GDP占全国比重超3%——这一目标背后，是武汉对自身角色的清醒定位：国家中心城市不是“独善其身”的超级城市，而是必须承担起区域增长极、改革试验田、开放新门户的复合使命。唯有把都市圈和城市群作为发展主战场，才能真正拓宽空间纵深、放大乘数效应，为“五个中心”建设筑牢底盘。

　　 面向“十五五”，武汉冲击3万亿元GDP的核心抓手清晰浮现：“五改四好”城市更新、“一城三廊一带”创新布局、“五谷丰登”产业体系，三者构成空间载体、创新动力、产业根基的黄金三角。其中，“五改四好”绝非简单拆建翻新，而是以“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为价值导向，推动城市发展方式系统性变革。尤其值得肯定的是，武汉提出探索“XOD+新PPP+EPC”多元复合开发模式——将交通导向（TOD）、生态导向（EOD）等理念与市场化投融资机制深度融合，旨在破解城市更新长期面临的“钱从哪来、地怎么用、人如何留、手续如何简”四大堵点。这种模式若能落地见效，不仅将激活存量空间价值，更可能为全国超大城市有机更新提供可复制的制度接口。

　　 “五谷丰登”的产业构想更具前瞻性与辨识度：世界光谷、世界车谷、中国网谷、中国星谷、中国药谷，并非简单贴标签，而是基于既有优势与未来赛道的精准卡位。光谷已从“追光者”成长为“发光体”，车谷正从传统汽车制造高地向智能网联“全球试验场”跃迁，星谷作为国内首个国家级商业航天产业基地，网谷作为首个国家级网络安全产业聚集区，药谷作为中部大健康核心增长极，共同勾勒出武汉面向未来的产业天际线。尤为关键的是，“五谷”空间布局横跨长江两岸、贯通主城与新城区，有效破解了武汉长期存在的“主城过密、远郊过疏”结构性矛盾，使产业布局真正服务于人口导入、职住平衡与区域均衡，体现了从“产城分离”到“产城融合”的深刻转变。

　　 “一城三廊一带”的空间架构，则为创新动能释放提供了制度性保障。“一城”（东湖科学城）重在“顶天”——突破原始创新“无人区”；“三廊”（光谷、车谷、滨江数创大走廊）重在“立地”——打通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一带”（环大学创新发展带）重在“聚人”——激活高校这一最大创新富矿。邹薇教授所言“既要‘山峰’也要‘高原’”，道出了精髓：一座城市的创新活力，不能只靠少数顶尖实验室或龙头企业，更要靠全域创新生态的厚植与激活。当师生创业不出校门、科研成果就地转化、中小企业嵌入大企业创新链，“科产融合”才真正从口号走向日常。

　　 当前，全国城市发展已进入拼功能、比质量、竞治理的新周期。武汉以“十五五”为起点，将“五个中心”从战略构想推向施工图、路线表、责任状，展现的不仅是一座中部重镇的雄心，更是一种对新时代国家中心城市使命的深刻理解——中心，是能力的中心，是服务的中心，是链接的中心，更是担当的中心。3万亿元GDP是数字，但背后的每一分增长，都应体现为市民获得感的提升、产业链韧性的增强、区域协同度的提高、绿色含金量的充盈。唯有如此，现代化大武汉才不只是蓝图上的宏愿，而是可感、可知、可及的城市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