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省会年底经济冲刺，协同发展呈现新趋势。

　　 临近年末，不少省会城市加快经济冲刺。

　　 推动重大项目落地、增发消费品以旧换新消费券、激发旅游市场活力等，已成为各地政策发力的重点方向。例如，济南近日宣布，将2025年消费品以旧换新及居家适老化改造活动的结余资金，于12月12日至14日再次增发为消费券。这些措施有望进一步带动年末经济回暖。

　　 从经济总量来看，今年前三季度，广州、成都、杭州三市的GDP总量依然位居全国省会城市前列。武汉、南京、长沙、郑州、济南、合肥、福州等多座省会城市的GDP也已突破万亿元大关。值得关注的是，截至前三季度，长沙与郑州、郑州与济南、济南与合肥、合肥与福州之间的GDP差距均在百亿元以内，显示出这些城市之间竞争十分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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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动GDP增长只是其中一部分。在受访专家看来，省会城市不应仅仅关注GDP的总量，更应发挥人才、科研机构、金融等优势资源，承担起创新源头的职责，提升原始创新能力，促进科技成果向周边地区转移，形成示范引领和带动效应。

　　 今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描绘了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的新蓝图。随着各省会城市“十五五”规划陆续发布，在区域协调与区域联动的大背景下，省会城市在全国经济格局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从城市竞争力的角度来看，省会城市在创新能力提升和产业升级方面应发挥怎样的作用？

　　 临近年底，省会城市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推动下持续快速发展，今年的经济总量有望实现新的突破。

　　 前三季度，我国27个省会城市中，广州市以23265.65亿元的GDP位居第一，成都、杭州分别以18226.86亿元和16900.22亿元紧随其后。与此同时，南京的经济规模也达到了1.4万亿元，福州则突破1万亿元大关。 从数据来看，广州作为一线城市，其经济实力依然保持领先，显示出较强的综合竞争力。成都在西部地区的经济地位不断巩固，而杭州则依托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发展迅速。南京和福州的经济总量突破万亿，也反映出这些城市在区域经济中的重要性日益提升。这些数据不仅体现了各城市的经济实力，也折射出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现状，未来仍需进一步推动协调发展。

　　 记者发现，今年以来，省会城市持续从多个维度夯实增长动力。

　　 以广州为例，在举办大型体育赛事的同时，广州积极拓展“体育文旅”产业，带动了经济增速的持续回升。与此同时，广州正逐步发展成为科技创新高地。近日，《自然》增刊发布的全球十大科研城市排名中，广州位列全球第六。目前，广州已成为全国唯一同时汇聚国家实验室、综合类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大科学装置以及国际大科学计划等重大科技平台的城市。

　　 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曾刚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在强调新质生产力的背景下，大科学装置、信息基础设施等资源的布局，将使省会城市获得最大受益，从而进一步推动其经济发展，对省会城市整体而言是利好。 从当前发展趋势来看，省会作为区域发展的核心载体，其在资源配置、政策倾斜和产业聚集方面的优势日益凸显。随着国家对科技创新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持续投入，省会城市有望在新一轮发展中占据更有利的位置。这种发展态势不仅有助于提升省会城市的综合竞争力，也将带动周边地区的协同发展，形成更高效的区域经济格局。

　　 今年前三季度，成都GDP达到18226.9亿元，同比增长5.8%，增速位居全国经济十强城市首位。当前，成都通过举办节庆活动激发消费活力，同时加快重大产业化项目的推进，展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 从数据来看，成都的经济增长表现亮眼，尤其是在全国经济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能够保持如此高的增速实属不易。这不仅体现了成都作为西部经济中心的综合实力，也反映出其在产业升级和消费拉动方面的有效举措。未来，随着更多重大项目落地，成都的经济结构有望进一步优化，增长动能也将持续增强。

　　 在更大发展格局中，成都的城市能级也迎来跃升机遇。“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提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能级。

　　 12月9日，成都市委十四届八次全会审议通过《中共成都市委关于制定成都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未来五年成都市“五中心五地”的发展定位——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经济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对外交往中心、国际消费中心、文化创意中心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重要承载地、全国先进制造业基地、数字文创产业集聚地、改革开放新高地、高品质生活宜居地。

　　 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陈耀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省会作为省内中心城市的地位和作用仍在持续增强。这一趋势反映出省会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引领和带动作用，不仅在资源配置、产业布局方面具有显著优势，也在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方面承担着关键角色。从实际来看，省会城市往往具备更完善的基础设施、更丰富的公共服务以及更强的经济集聚效应，这些因素共同支撑了其作为区域核心的持续发展。

　　 从整体定位来看，省会城市在行政、教育和文化方面的功能更加突出。当前，省会正发挥自身的科技教育优势，积极投身于创新领域，通过创新驱动推动高质量发展。

　　 在陈耀看来，广州、成都、杭州、武汉、南京、郑州等万亿级城市，大多都是国家中心城市和副省级城市，它们具备战略位置的综合性交通枢纽，肩负着高端要素集聚和辐射带动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随着城市经济规模的扩大，这些城市都在不断放大自身的优势领域功能。

　　 一个关键问题是，在区域协调发展的进程中，省会城市如何与周边城市以及全省实现协调发展、平衡发展。 在当前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大背景下，省会城市作为区域经济的核心，其与周边城市的互动关系显得尤为重要。如何在发挥省会带动作用的同时，避免“虹吸效应”，促进资源合理配置和产业有序转移，是实现全省均衡发展的关键所在。省会城市应主动承担起引领责任，通过政策引导、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产业协作等方式，推动区域间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真正实现以点带面、联动发展的格局。

　　 “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要提升区域发展的协调性，推动区域间的联动发展。

　　 在曾刚看来，未来，省会城市和经济强的地级市将更加注重与周边城市的联动发展，通过多种方式推动区域协同，建设创新飞地和产业飞地将成为重要方向。这一趋势在“十五五”期间将进一步加强，成为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 在我看来，这种跨区域的协同发展不仅是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整体竞争力的有效路径，也是应对区域发展不平衡、促进共同富裕的关键手段。飞地模式有助于打破行政壁垒，实现优势互补，推动产业升级和科技创新的深度融合。随着政策支持力度的加大和区域合作机制的完善，未来这种联动模式将更加成熟和高效。

　　 从产业链产业集群布局看，像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等产业，在都市圈范围内配置更为合理。曾刚认为，未来应转变发展思路，将衡量单位从单个城市转向都市圈，强调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在邻近城市间实现优势互补、协作共赢，合作推动高质量发展。

　　 在陈耀看来，要避免出现“一城独大”的现象，真正发挥省会城市的带动和辐射作用，不能仅仅追求自身规模的扩张，还应通过疏解非核心功能，与周边城市形成更紧密的联动效应，实现区域协调发展。 我认为，当前一些省会城市在发展过程中过于注重自身的集聚效应，忽视了对周边地区的带动作用。这种“单极化”发展模式不仅容易加剧区域发展不平衡，也限制了整体经济潜力的释放。因此，推动省会城市功能疏解、促进区域协同，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只有让省会城市从“扩张型”转向“辐射型”，才能真正实现区域间的互补与共赢。

　　 陈耀认为，从短期来看，要素资源向省会城市集聚的“虹吸效应”仍然明显，但从中长期看，省会城市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将更加突出，尤其是在吸引人才、资本等关键要素向周边扩散方面，潜力巨大。这种由中心向外围的扩散过程，有助于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缩小城乡和区域间的差距。

　　 特别是随着我国城市进一步向高质量方向发展，省会城市在整合科技创新资源方面发挥着更加关键的作用。从各省份推进“人工智能”产业的路径来看，许多省会城市已成为先行者，在全国乃至全球的创新产业竞争中积极发挥作用。

　　 例如，成都提出，打造全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新高地；杭州则强调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创新高地。武汉表示，将加快建设武汉国家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致力于打造国内领先的人工智能创新集聚区和产业高地。湖北省明确提出，到2027年，武汉市要进入全国人工智能城市发展的第一梯队。

　　 合肥在安徽省的发展中具有特殊地位，既是科教中心，也是经济中心。安徽要推进量子信息、聚变能源、深空探测三大科创引领高地建设，必须进一步激发合肥的原始创新能力，并推动科技成果向周边地区辐射转化，形成更广泛的产业带动效应。 从发展角度看，合肥作为全省创新的核心引擎，其科研资源和人才储备为安徽打造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体系提供了坚实支撑。未来，应更加注重区域协同，强化合肥与周边城市的联动，推动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真正实现“以点带面”的发展格局。

　　 陈耀强调，省会城市不应仅仅关注GDP总量的增长，更应发挥在人才、科研院所、金融等领域的优势资源，切实履行创新策源地的职责，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 在我看来，城市发展不能只看“量”，更要重“质”。省会作为区域发展的核心引擎，其价值不仅体现在经济规模上，更在于能否引领科技创新、集聚高端要素、打造发展新高地。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实现从“增长型”向“创新型”的转变，为区域乃至全国发展注入持续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