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后凯解析农业转移人口融入城市路径，破解2.5亿人城市梦难题。

　　 我国城镇化进程正步入由速度向质量转型的关键阶段。随着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7%，全国已有约9.4亿人生活在城市，但与此同时，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之相比仍存在近18个百分点的差距，意味着仍有约2.5亿农业转移人口虽长期在城市工作生活，却未能完全享受城镇居民同等的基本公共服务。这一“半城镇化”现象已成为制约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问题之一。

　　 近年来，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取得积极进展，但“两极化”趋势依然突出：超大特大城市持续膨胀，而部分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则面临人口流失、产业乏力、空间收缩等困境。与此同时，农村人口持续外流，村庄空心化、老龄化问题日益显现。面对这些结构性挑战，“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要深入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统筹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标志着我国城镇化战略进入系统性优化的新阶段。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农村发展研究所原所长魏后凯在接受专访时表示，当前我国城镇化已从“规模扩张”转向“提质增效”的攻坚期。他认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本质是共建共享，关键在于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并推动服务供给由“按户籍”向“按常住地”转变。唯有如此，才能真正破解“两率”差距难题，让2.5亿常住在城市的农村户籍人口获得应有的制度保障和发展权利。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两率”差距曾在“十三五”期间一度扩大，但从2020年起已出现收窄迹象——2023年缩小至17.86个百分点，较峰值下降0.64个百分点。这背后反映出户籍制度改革持续推进的成效：目前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城市已全面取消落户限制，多数大城市也放宽了落户条件。然而，在少数超大特大城市，积分落户指标投放有限，难以满足庞大流动人口的实际需求，制度性门槛依然存在。

　　 魏后凯指出，未来推进市民化必须抓住两个重点：一是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特别是增加超大特大城市年度落户指标规模，逐步实现由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二是加快剥离户籍与福利之间的绑定关系，使户籍回归其人口登记本源功能。在他看来，当基本公共服务不再依赖户口属性时，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这一指标将失去统计意义，真正的市民化才算完成。

　　 事实上，农业转移人口在就业准入、社会保障、住房保障等方面仍面临诸多现实障碍。大多数进城务工人员仍以参加城乡居民医保和养老保险为主，保障水平远低于城镇职工。公租房、保障性租赁住房等政策虽已在多地试点落地，但覆盖率仍然偏低。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地方政府积极性不足——尤其在珠三角、长三角等外来人口密集地区，财政压力使得一些城市对扩大公共服务覆盖持谨慎态度。

　　 值得肯定的是，中央已通过设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奖励资金等方式强化激励机制，推动地方承担更多责任。这种“中央出钱、地方办事”的模式有助于缓解区域间公共服务供给不均的矛盾。但从长远看，仍需建立更加可持续的跨区域成本分担机制，避免人口流入地因负担过重而抑制改革动力。

　　 针对当前城市发展中的“两极化”倾向，魏后凯强调，“十五五”时期必须优化城市规模结构，构建共富型现代化城市体系。数据显示，2010年至2023年，我国超大特大城市数量从8个增至23个，其城区人口占全国比重跃升至40.2%；而小城市数量减少20个，人口占比下降近10个百分点。土地扩张更是呈现严重失衡：超大特大城市建成区面积增长1.92倍，小城市仅增长19.3%。

　　 这种“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格局不仅加剧了区域发展不平衡，也带来了资源错配的风险。超大特大城市面临交通拥堵、环境承压、房价高企等“大城市病”，而大量中小城市却因产业支撑不足、公共服务薄弱而难以吸引人口集聚。对此，魏后凯提出应实施差异化发展战略：超大特大城市重在提升承载力和治理能力，中小城市则需聚焦“人—产—城”融合，通过产业集聚带动人口流入，形成良性循环。

　　 城市群和都市圈作为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形态，将在“十五五”期间承担更重要的引领作用。魏后凯特别澄清了一个常见误解：都市圈并非只是城市群的组成部分，它本身也可以独立存在并发挥辐射带动功能。未来发展方向应是都市圈走向同城化、城市群迈向一体化。当前应重点打造一批高品质现代化都市圈，并构建涵盖世界级、国家级、区域性三级联动的城市群体系。

　　 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世界级城市群将继续发挥引擎作用，而成渝双城经济圈等国家级城市群则需加强内部协同。值得关注的是，魏后凯建议从促进东北全面振兴的战略高度出发，考虑将沈阳纳入国家中心城市布局。此举或将重塑北方地区的城市发展轴线，增强区域增长极的均衡性与韧性。

　　 在城乡融合发展方面，县域正成为关键支点。近年来，农民工流动呈现出明显的“就地就近转移”趋势：外出农民工占比持续下降，跨省流动比例由2009年的51.2%降至2023年的38.2%。调查显示，多数进城农民首选落户地为县城或县级市中心城区。这意味着，县城正在成为承接农业转移人口的重要载体。

　　 然而，当前许多县城仍面临产业基础薄弱、基础设施滞后、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等问题。要释放其潜力，必须双管齐下：一方面推动大城市非核心功能疏解，引导适宜产业向县城转移；另一方面依据主体功能区定位，明确各县差异化发展方向，避免陷入“一哄而上、同质竞争”的陷阱。“一县一业”政策导向正是为了实现错位发展、互补协作。

　　 展望未来，我国城镇化仍将保持稳步前行态势。据预测，“十五五”期间城镇化率年均增速约为0.7个百分点，到2030年将达到71.5%，2035年达74.6%，2050年接近80%。届时城乡结构将趋于稳定，总体实现城镇化目标。但与此同时，乡村常住人口将从目前的4.65亿人降至2035年的约3.53亿人，行政村数量也将持续减少，部分地区可能出现“有村无民”的空心化现象。

　　 这一过程本质上是现代化进程中的自然演进，欧美发达国家也曾经历类似阶段。但我们不能放任资源闲置与土地低效利用。魏后凯建议，应通过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结余指标交易等方式盘活存量用地；按照常住人口优化村庄布局，提升基础设施配置效率；推行片区化乡村振兴模式，打破单个村庄规模不足的局限，形成资源整合、抱团发展的新格局。

　　 尤为关键的是，要探索市场化路径解决进城落户农民在农村“三权”（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的有偿退出问题。目前大量已在城市定居的农民仍保留农村权益，既影响自身财产性收入增长，也阻碍土地规模化经营和农业现代化进程。建立合法、透明、可操作的退出与流转机制，既是深化改革的难点，也是释放农村发展潜力的关键突破口。

　　 总的来看，我国城镇化已进入深水区，单纯依靠人口迁移驱动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未来的城镇化不仅是“人进城”，更是“人融入”“城提质”“乡振兴”的系统工程。如何在效率与公平之间找到平衡点，如何在大城市扩张与中小城市振兴之间实现协调，如何在城乡之间构建双向流动、互促共荣的新格局，将是“十五五”乃至更长时期内必须回答的重大命题。

　　 这场深刻的结构性变革，不仅关乎亿万个体的命运选择，更决定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成色与深度。唯有坚持“以人为本”的根本导向，破除体制机制壁垒，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落地见效，才能让每一位在城市奋斗的人都能真正“此心安处是吾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