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大省勇担使命，引领发展，筑牢国家战略支撑。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在广东考察时强调：“经济大省不仅指经济块头大，更意味着在全国发展大局中肩负的责任大，要在落实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上有更大的担当。”他特别指出，广东作为经济大省和发达地区，在编制“十五五”规划时要有高站位、大格局，体现走在前、作示范、挑大梁的责任担当。这一重要论述再次凸显了经济大省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关键地位。当前，我国正处于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阶段，经济大省的引领作用愈发突出。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支持经济大省挑大梁，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作示范。”这不仅是对经济大省发展成就的肯定，更是对其未来使命的战略部署。从现实看，广东、江苏、浙江、山东等经济大省经济体量占全国近半壁江山，是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的“压舱石”。它们的发展质量直接关系到全国经济大盘的稳定与升级。可以说，没有经济大省的率先突破，就难以实现国家战略的整体跃升。

　　 值得注意的是，《建议》还提出“鼓励各地发挥比较优势、各展所长”，体现了中央对区域协调发展的深刻考量。习近平总书记曾明确指出：“你们不扛这个大梁，国家现代化是无法实现的。你们举足轻重，不可替代。”这句话分量极重，既是对经济大省的高度信任，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在我看来，这种“挑大梁”的要求，并非简单地追求GDP总量扩张，而是要在制度创新、科技攻关、开放引领等方面真正起到探路者和带动者的角色。

　　 坚持立足全局、谋定后动，正确处理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的关系，是中国改革发展的重要方法论。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区资源禀赋差异显著，不可能搞“一刀切”式发展。经济大省具备更强的要素集聚能力、更高的创新活跃度和更完善的基础设施，理应在国家战略实施中承担更多先行先试任务。这既是遵循经济规律的必然选择，也是提升国家整体竞争力的战略需要。尤其在全球科技竞争加剧、产业链重构加速的背景下，让有条件的地方率先突围，才能为全国发展赢得战略主动。

　　 回顾改革开放历程，我们党提出“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最终目标是以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富裕。今天，推动经济大省在高质量发展中继续“挑大梁”，正是这一战略思想的时代延续。不同的是，如今的“先富”不再仅仅是数量上的领先，更是发展模式、治理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全面领跑。经济大省不仅要自己发展得好，更要输出经验、辐射周边、带动全局，形成“一子落而满盘活”的发展格局。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难度最大的现代化进程，没有任何现成模板可循。只有把握历史大势、抓住变革时机，才能奋发有为、行稳致远。经济大省承载着大量人口和产业，拥有较强的抗风险能力和持续发展韧性，完全可以在应对复杂外部环境、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发挥“稳定器”和“发动机”双重功能。支持它们在科技创新、绿色转型、数字经济发展等领域率先突破，将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从区域协调发展的角度看，经济大省本身就是推动区域联动的关键枢纽。例如，广东深度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江苏、浙江与上海协同推进长三角一体化，都是国家战略落地的生动实践。这些区域不仅自身发展强劲，更通过交通互联、产业协同、公共服务共享等方式，带动周边欠发达地区共同发展。我认为，未来的区域政策应更加注重“战略叠加效应”，让区域重大战略、协调发展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等形成合力，避免各自为战、资源浪费。

　　 在科技创新方面，经济大省无疑处于第一梯队。据统计，国家企业技术中心中来自经济大省的企业占比超过六成；长三角地区已成为全国人工智能人才最密集的区域之一。这些数据背后，是强大的科研机构、活跃的市场主体和高效的创新生态。面对“卡脖子”难题，经济大省更有条件组织“揭榜挂帅”、开展联合攻关。更重要的是，它们能够打通“实验室—生产线—市场应用”的转化通道，真正把科技优势转化为产业胜势。

　　 作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节点，经济大省在对外开放中同样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2024年我国吞吐量最大的10个港口绝大多数位于经济大省，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也高度集中于此。这意味着，无论是货物贸易、服务贸易还是数字贸易，经济大省都处在连接全球市场的最前沿。在此基础上，应进一步推动制度型开放，主动对标CPTPP、DEPA等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在跨境数据流动、知识产权保护、国际人才引进等方面大胆探索，打造更具吸引力的营商环境。

　　 要让经济大省真正“挑得起大梁”，必须构建强有力的支撑体系。这其中，重大项目是最直接的抓手。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大飞机专项等一系列重大工程相继落地经济大省，不仅提升了区域互联互通水平，也锻造了一批“大国重器”。我注意到，这些项目往往兼具战略性和引领性，不仅能拉动短期投资，更能孕育长期动能。下一步，应继续加大对具有全局意义的重大项目的布局力度，确保资金、土地、能耗等要素优先保障。

　　 体制机制改革同样是关键支撑。近年来，中央先后出台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支持浦东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等政策，赋予经济大省重点区域更大改革自主权。这是典型的“以点带面”策略。我认为，未来可在要素市场化配置、数据产权制度、财政金融协同等方面推出更多集成式改革试点，形成可复制的经验，推动全国层面的深层次变革。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十五五”时期要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实现这一目标，离不开国家战略的有力实施，更离不开经济大省的主动作为。当前形势下，既要保持战略定力，坚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不动摇，也要增强策略灵活性，因地制宜制定实施方案。经济大省尤需以“行百里者半九十”的清醒，持续发力、久久为功。

　　 在区域战略上，应强化“战略叠加”思维，打破行政区划壁垒，推动区域重大战略与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深度融合。比如，可在粤港澳大湾区探索建立跨省域的统一市场规则，在长三角试点生态环境共治机制，真正实现“一张蓝图绘到底”。这种系统性、整体性的推进方式，才能最大限度释放政策红利。

　　 在创新战略上，要加快构建“科技—产业—人才”一体化链条。经济大省应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鼓励龙头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攻克关键核心技术。同时，完善人才评价和激励机制，让更多青年科技人才脱颖而出。唯有如此，才能在全球科技竞争中掌握主动权。

　　 在开放战略上，经济大省应勇当制度型开放的“头雁”。当前，国际经贸规则正在重塑，绿色贸易、数字贸易、服务贸易成为新焦点。经济大省应依托现有产业优势，积极探索跨境数据安全有序流动的新模式，推动数字人民币在外贸场景中的应用，建设更高水平的自贸试验区网络。这些尝试或许会面临压力测试，但正是在这种挑战中，才能锤炼出真正的开放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