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那些事2025年11月18日 17:11消息，专访蔡昉：解读十五五经济增速、消费与户籍改革红利。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对今后五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行了全面谋划和战略安排。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阶段。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一个重要标志是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要求在“十五五”期间保持经济发展的合理增速。

　　 《建议》明确提出，要保持经济增长在合理区间，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稳步提升，显著提高居民消费率，充分释放经济增长潜力，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新进展，确保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提升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优化分配结构，持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明显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 从当前经济发展的趋势来看，这些目标的设定既体现了对经济质量的重视，也反映了对社会公平和民生改善的关切。经济增长不再单纯追求速度，而是更加注重效率与可持续性。与此同时，居民消费率的提升和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意味着经济发展成果将更广泛地惠及普通民众，有助于构建更加平衡、包容的社会结构。在这一过程中，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是保障社会公平的重要支撑，也是增强人民获得感的关键所在。

　　 “十五五”时期需要保持怎样的经济增速？为何要重视提升消费率？如何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怎样优化收入分配结构？如何实现更充分的就业？人工智能将对就业产生怎样的影响？农业农村现代化将呈现怎样的图景？如何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围绕这些议题，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蔡昉。 在当前经济转型的关键阶段，保持合理的经济增长速度是确保社会稳定和持续发展的基础。与此同时，提高消费率被提上重要议程，反映出从投资驱动向消费驱动转变的必要性。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优化收入分配结构，不仅关系到经济的内生动力，也直接影响社会公平与和谐。实现更充分的就业，则是保障民生、促进社会稳定的重要目标。人工智能的发展虽然可能带来结构性失业，但也为产业升级和效率提升提供了新机遇。农业农村现代化不仅是乡村振兴的核心内容，更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有助于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促进人口合理流动与资源配置优化。

　　 9月，由蔡昉撰写的学术著作《破除城乡二元结构》近日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书中指出，2035年是完成破除城乡二元结构这一重要任务的节点，“十五五”时期则是实现目标的关键阶段。蔡昉特别提到，户籍制度作为维系城乡二元结构的最后一道防线，改革进展缓慢，主要原因是存在激励不相容的问题。他强调，户籍制度改革应由中央政府主导，以确保政策的有效推进。 我认为，户籍制度改革不仅是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关键环节，也关系到社会公平与资源合理配置。当前改革面临的阻力，不仅来自地方利益的牵制，也反映出中央与地方在事权划分上的协调难题。只有通过明确中央主导的路径，才能推动制度突破，真正实现城乡融合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蔡昉，受访者供图）

　　 《21世纪》：到2035年实现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要求在“十五五”期间保持怎样的经济增长速度？如何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为什么特别强调提升居民消费比例？

　　 蔡昉：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十五五”规划建议，从供需两侧进行了系统部署。在供给侧，强调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经济运行效率，确保实现潜在增长速度，从而为2035年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从当前经济发展的现实来看，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不仅是优化资源配置、增强产业竞争力的关键路径，更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支撑。供给侧改革的持续推进，有助于解决结构性矛盾，释放经济增长潜力，使中国经济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保持韧性与活力。这一战略方向符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长期需求，也为未来的发展指明了清晰路径。

　　 根据世界银行的划分，高收入国家被视为发达国家，目前进入高收入国家的最低标准是人均GDP达到1.4万美元，部分国家甚至超过十几万美元。若将这些发达国家按人均GDP分为三等份，跨越中间那一档的门槛，即可视为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不同阶段中等发达国家的标准有所变化，目前大致位于2.5万至2.6万美元之间。按照当前的人均收入水平计算，要实现2035年达到这一目标，需要保持约4.8%的年均增长率。

　　 我们团队对当前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进行了估算，预计在2035年之前，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速大致在4.8%左右。我们得出的是一组区间数据，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速可能在4.5%至4.8%之间。当然，如果进一步加大改革力度，释放新质生产力，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那么4.8%可能只是中国经济潜在增速的下限，上限仍有进一步上升的空间。

　　 当前，我国人口进入负增长阶段，老龄化进展到中度阶段。预计到2032年，我国老龄化会进入重度阶段，即65岁以上人口比重将超过21%。老龄化对消费有影响。过去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主要是供给侧，“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第一次面临人口负增长、人口老龄化等大幅制约需求的新形势，同时还面临不利的外部环境，经济增长更大的挑战来自需求侧。

　　 需求侧的核心是内需，内需的核心是消费，因此强调要提高居民消费率。克服需求侧的不利影响，要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居民消费能力，特别要提高老年人的社会保障水平和老有所为的能力。当前，我们已经在积极应对，包括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等部署。另外，要改善收入分配。0.465的基尼系数还是高的，一般认为，基尼系数降到0.4以下，才是较好的收入分配状况。改善收入分配，意味着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更快一些，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缓和一些，中等收入群体才能明显扩大，伴随消费主力军规模的扩大，才能更充分地发挥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

　　 《21世纪》：要如何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如何优化收入分配结构？

　　 蔡昉：要确保中国在2035年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必然要求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程度更高。这一目标的实现，离不开一个以中等收入群体为主体的社会结构。因此，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不仅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举措，也是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从当前的发展态势看，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对于提升整体消费能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具有重要意义。只有当更多人进入中等收入行列，才能形成更加稳定和可持续的增长动力。同时，这也意味着需要在教育、就业、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发力，为更多人提供向上流动的机会，从而推动社会公平与和谐发展。

　　 改善收入分配结构，需要在初次分配、二次分配和三次分配等多个层面协同发力，形成系统性推进机制。当前，我国正不断优化收入分配制度，通过提高劳动者报酬比重、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鼓励慈善事业发展等方式，逐步缩小收入差距，促进社会公平。这一过程不仅关乎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也直接影响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在实际操作中，需注重政策之间的衔接与配合，确保各项措施能够形成合力，真正实现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

　　 初次分配，根据生产要素对产出的直接贡献来进行的收入分配，注重优先考虑效率。我国在初次分配方面仍有较大提升空间，重点在于劳动力市场。目前我国整体已接近充分就业状态，但结构性失业问题仍然存在，失业率仍有进一步下降的潜力，青年群体的失业率也具备改善空间。

　　 围绕当前的劳动力市场，有很多工作可以做。首先，着眼于“一老一小”（这里的“小”指的是青年）这两个重点群体。对于青年来说，虽然他们受教育程度很高，但是还得具备工作经验，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培训来解决。对于大龄劳动者而言，他们看上去失业率不高，但是一旦遇到就业困难，他可能就干脆不工作了，统计上这类人群不属于“失业”，而是“退出劳动力市场”。但是，部分退出并不是心甘情愿的。要提高大龄劳动者的劳动参与率，也要通过加大培训。

　　 这类职业培训，由企业提供是更合适的，因为他们更了解职工缺乏哪些技能。但是由于当前劳动力市场不正规，跳槽率高，合同签约比例不高，企业没有培训的积极性。因此，这类培训可以由政府买单，由政府承担支出责任，来减少结构性失业的问题。随着大龄劳动者占比加大，还需要把培训的重点往大龄劳动者转移，帮助他们补足需要的技能。

　　 另外，当前，提升就业的正规化水平已成为重要任务。灵活就业、零工经济等新型就业形态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这类新型就业形式将进一步扩大。然而，不能将新型就业形态与非正规就业简单等同，应积极探索适应新就业形态的社会保障机制，切实维护相关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同时加强相关法律法规建设，从而全面提升就业质量。

　　 要优化收入分配，二次分配同样至关重要。即使初次分配再合理，经济增长和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也不会自动转化为居民之间相对均等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因此，必须在二次分配方面采取有效措施。OECD国家的经验表明，要将基尼系数从0.4以上降至0.4以下，必须依靠再分配机制，主要是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来实现，其中转移支付的作用尤为突出。

　　 对于中国而言，通过税收优化收入分配的潜力依然很大。直接税通常具有累进性质，即收入越高的人承担越多的税，收入较低的人则承担较少的税。由于我国目前直接税占比相对偏低，因此通过税收改革来提升直接税的比重，有助于改善收入分配结构，推动社会公平。 我认为，当前我国在税收体系中仍需进一步强化对高收入群体的调节作用，同时完善对低收入群体的保障机制。只有在合理平衡税收负担的基础上，才能实现更加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

　　 另外，优化再分配，需要依靠转移支付机制，这意味着政府应提供更充足、更优质、更均衡、更普惠的基本公共服务。我们的生活品质不仅由私人收入决定，还受到大量公共品的影响，例如生育成本、教育、养老保障、良好的自然环境以及舒适的社会氛围等。这些基本公共品在改善收入分配、防止贫困代际传递方面起着关键作用，未来政府需加大社会性支出的力度。瓦格纳定律指出，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升，一个国家的社会性支出占GDP的比重也会相应上升。目前，我国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并不算低，但其中社会性支出所占比重仍偏低。因此，在“十五五”期间，投资于人与投资于物之间需要实现更好的平衡，从一定程度上讲，应将更多资源从投资于物转向投资于人。 **看法观点：** 当前，我国在经济总量不断增长的同时，如何更好地实现社会公平与可持续发展，已成为重要议题。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和普惠化不仅是提升民众获得感的重要途径，也是推动社会长期稳定的关键。未来政策导向应更加注重“以人为本”，通过增加对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的投入，为全体公民创造更公平的发展机会，真正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21世纪》：随着人口数量和结构的变化，以及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会对经济发展和就业带来什么影响？你撰写的另一本新书《中国就业新趋势》中提到，国家必须构建一套“技术向善、就业优先、成果共享”的系统性治理框架，将AI的巨大潜能转化为全民福祉。要做好哪些重点工作来推动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

　　 蔡昉：“十五五”时期要提高就业质量，需要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当前结构性就业矛盾，表现在就业灵活性强导致的就业正规程度不高，部分劳动力从城市收入更高、劳动生产率更高的岗位，回流到中小城市或农村收入偏低、生产率更低的岗位，还有就是“一老一小”的就业问题等。前面提到要解决这些结构性矛盾，要做好职业培训、探索适合新就业形态的社会保障等的。

　　 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加剧结构性就业矛盾，但与此同时，它也具备显著提升劳动生产率的能力，从而为缓解这一矛盾提供了新的解决路径。技术进步带来的挑战不容忽视，但其潜在的积极效应同样值得关注。在推动产业升级的过程中，如何平衡技术替代与就业创造的关系，将成为政策制定者和企业需要共同面对的重要课题。

　　 要驾驭人工智能，关键在于做好三篇大文章。首先，应推动人工智能与“就业优先战略”相协调。这不仅意味着人工智能的技术和模型要符合这一战略，更要求其开发者、实验室、投资者以及应用者都积极融入其中。人工智能不应仅仅停留在替代部分劳动力的层面，更应成为提升劳动者能力的工具。例如，当人工智能取代了一些基础岗位时，可以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对劳动者进行培训，帮助他们胜任更高层次的工作，从而缓解“有活没人干、有人没活干”的结构性就业矛盾。

　　 第二，由于人工智能是一种智能，要实现人机协作，需要在教育环节更加注重对人的培养。比如，人工智能的认知能力比较强，能在短时间内掌握海量知识，人类在这方面可能不是人工智能的对手，但是，在非认知能力方面，人类可能比人工智能更有优势，包括团队精神、同理心、照料能力等，很多人际互动还是得靠人类。也就是说，注重加强人类特有的人力资本的教育和培训，来推动实现人机协作和人机互补。

　　 第三，要提供更加普惠的社会保障，对就业民生进行兜底。

　　 《21世纪》：当前，绝大部分城市已经取消落户限制。但是，部分大城市依然存在落户困难，部分农业居民不愿意转成城市户口，户籍制度改革似乎面临一定困境。要如何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能带来什么效应？

　　 蔡昉：随着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城镇化进程持续加快。目前，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达67%，这一水平与国际上同等发展阶段的国家相当。然而，户籍人口与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之间仍存在18个百分点的差距。如果能够将这18个百分点所对应的2亿多人口转化为城市居民，他们的劳动供给将更加稳定，接受教育和培训的积极性也会提高，职业技能随之增强，从而带来收入提升、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的增强。这将从供给侧和需求侧共同推动经济增长，改革确实能带来实实在在的效益。

　　 一直有声音说“有些农民不愿意转成城市户口”，这一现象需要更深入地分析。在一些调查问卷中，明确表示不愿意“农转非”的农民，往往来自靠近城市的农村地区，或者是中小城市周边的村庄。这些地方的农民可能更清楚，一旦转为城市户口，原有的土地权益可能难以保障。而对于那些生活在边远山区、土地难以转变为非农用地或建设用地的农民来说，他们既没有征地补偿的期待，也缺乏城市生活的实际需求。此外，一些中小城市的基本公共服务尚未完善，居民的教育、医疗等资源仍显不足，这也让部分农民对“农转非”持保留态度。

　　 因此，从这些具体情况来看，不能简单得出“城镇化没有吸引力”的结论。当前，逐步淡化户籍制度对人的限制，某种程度上是一件积极的尝试。但更重要的是，要让城市真正发挥其应有的功能，提供更多非农就业岗位，并提升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未来的基本公共服务，应当在质量、数量、均等性和普惠性方面持续改善。其中，“更加普惠”的含义在于，无论你是勤劳还是懒惰，只要你是居民或公民，都应平等地享受到这些服务，无需额外付费或身份识别。

　　 因此，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核心应该是两条路。第一，淡化户籍身份本身的公共服务含量。现在也淡化了，是因为一些中小城市的基本公共服务含量减少了。我们想要的淡化，不是要减少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含量，而是要增加中小城市、农村的基本公共服务内容和含量，缩小地域间的差距。第二，让那些在城市就业、稳定居住的人，得到和城市居民完全一样的公共服务。

　　 《21世纪》：你提到，应充分把握当前的机遇窗口，努力在“十四五”期间取得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实质性突破。展望未来，农业农村现代化应当呈现出怎样的发展图景？

　　 蔡昉：当前，我国还没有完全成为高收入国家，就出现发达国家老龄化的现象，面临“未富先老”的不利局面。但是，中国也存在一些发达国家不具备的独特潜力。

　　 从人口角度分析，对于欧洲国家来说，如果出现劳动力短缺，通常的应对措施是推迟退休年龄，或者从其他发展中国家引进移民。而对于中国而言，目前仍存在一定的机会窗口，即农业劳动力仍有继续向非农产业转移的潜力。目前我国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占比为22%，这一比例相较于现代化标准来看仍然偏高。与处于相同发展阶段的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相比，其农业劳动力占比约为20%；而与高收入国家相比，这一比例仅为3%。这表明中国仍有数千万甚至上亿人口具备向非农产业转移的空间。当劳动力从生产率较低的农业部门转向生产率更高的工业或服务业时，整体社会的劳动生产率将随之提升，同时也能提高这些转移人口的收入水平。这种人口红利的释放将进一步推动中国经济的增长。

　　 从发展规律来看，随着经济水平的不断提升，农业在整体经济中的比重会逐步下降。世界银行数据显示，高收入国家的农业产值占比通常不会超过5%，农业就业人口比例大约在2%至3%之间，例如美国和日本，其农业就业占比仅约1%。尽管这些国家的农业模式各不相同，但都已实现现代化农业的发展目标。 我认为，农业份额的持续下降并不意味着农业的重要性降低，相反，它反映了产业结构的优化与社会生产力的提升。现代化农业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也推动了农村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在全球化和科技不断进步的背景下，如何在减少农业劳动力的同时保障粮食安全和农民利益，仍是各国需要面对的重要课题。

　　 描述什么是现代化农业并不容易，但现代化农业具有一些基本的特征。

　　 首先，最根本的是农业劳动生产率非常高效。尽管农业产值在整体经济中占比最小，从事农业的劳动力也最少，但该产业能够同时满足国内和国际市场的农产品需求，这要求现代农业具备极高的劳动生产率。

　　 第二，要具备较大的经营规模。在美国，“农场主”实际上也属于“农户”，常见的形式是一对夫妻共同经营。但美国的农户通常拥有上千公顷的土地规模，从产出和固定资产来看，其经营规模已经相当可观。对于中国而言，虽然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出现了土地流转，但总体上农户仍然固守着自己承包的土地。未来需要通过自愿的土地集中，实现规模化经营，从而推动劳动生产率的提升。

　　 第三，我国农业科学技术并不落后，但受限于有限的经营规模，科技难以充分发挥作用。展望未来农业现代化，人工智能将发挥更大作用。例如，在农业科技中的生物技术领域，培育优质农产品品种是重要任务。过去需要一年一茬地进行试验和培养，而现在许多育种公司前往海南，借助热带气候，实现多季种植。未来，通过人工智能与基因编辑等技术的结合，可在实验室中快速完成大量试验。此外，人工智能还能提升施肥、灌溉等环节的精准度，突破土地、水资源等传统限制。借助人工智能的赋能，农业现代化的前景或将更加乐观，有助于扭转此前的一些悲观预期。 我认为，人工智能在农业中的应用不仅是技术升级，更是对传统生产方式的深刻变革。它能够提升效率、降低成本，并推动农业向智能化、可持续方向发展。未来，随着技术不断成熟，人工智能有望成为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