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解读诺奖得主阿吉翁的创新理论与金融洞察。

　　 与顶级经济学家面对面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北京初冬的午后，中央财经大学的讲堂内座无虚席，连过道和走廊都站满了人。大家满怀期待地等待着，正是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 Aghion）。这位以“创造性破坏”理论重塑增长框架的经济学家，即将带来一场兼具学术深度与人文关怀的思想交流。

　　 （菲利普·阿吉翁来华演讲，主办方提供）

　　 菲利普·阿吉翁的名字，早已与现代增长理论密不可分。这位1956年出生的法国经济学家，拥有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数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并取得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学位。他曾先后在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等世界知名高校任教，目前担任欧洲工商管理学院、法兰西学院和伦敦经济学院的教授。

　　 学术生涯中，他最核心的贡献便是与彼得·豪伊特等人共同创立“创新驱动增长理论”，将熊彼特提出的“创造性破坏”概念进行模型化和体系化，从而打破了长期以来由索洛模型主导的增长理论格局。这一理论突破不仅推动了经济学领域的发展，也让他荣获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从学术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一理论的提出标志着经济增长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它更贴近现实经济中技术变革与创新的动态过程。相比传统的索洛模型，这种以创新为核心驱动力的研究路径，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更具操作性的参考框架，也反映了当前全球经济日益依赖知识和技术驱动的趋势。

　　 出身于法国时尚品牌Chloé创始人家庭的阿吉翁，自小便在“颠覆传统”的创新环境中成长。他的母亲以简约设计打破时尚界的固有规则，这种经历也深深影响了他，使他在学术研究中形成了批判性思考的习惯。从理论构建到对全球经济发展的建言，阿吉翁始终将“创新”作为行动的核心。 我认为，阿吉翁的成长背景与学术路径展现了跨领域的创造力。在时尚与学术之间找到平衡，并以此推动社会认知的更新，是一种值得肯定的探索。他的经历也反映出，真正的创新往往源于对既有框架的反思与突破。

　　 此次来华演讲中，阿吉翁不仅以“创造性破坏”理论重新诠释了增长模型，更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在阿吉翁看来，当前正处于增长动力转换关键阶段的中国，一方面需要激发创新活力，另一方面也需在创新与包容之间寻求平衡。他在演讲中从熊彼特提出的“创造性破坏”核心理念出发，结合大量生动案例和详实数据，深入剖析增长机制，为中国在创新发展道路上提供了兼具理论深度与实践意义的思路与建议。

　　 此次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菲利普·阿吉翁时隔12年再次站在中国的演讲台上。12年前，他还是麻省理工学院的知名教授，彼时他与彼得·豪伊特共创的“创新驱动增长理论”刚在学术圈崭露头角；如今，他携诺奖头衔而来，以“熊彼特式研发创新与人工智能的力量”为主题，为中国前沿创新发展支招。

　　 作为法国知名时尚品牌Chloe的创始人加比·阿吉翁之子，阿吉翁自小便生活在艺术与思想交融的环境中。这种独特的成长经历不仅培养了他优雅而精致的审美情趣，也让他形成了包容多元的学术眼光。加比以勇于突破传统的设计理念改变了当时的时尚风貌，用简洁风格替代了以往的繁复装饰，这种对传统形式的挑战与重构，正是创新精神的体现。而这种“颠覆式创新”的理念，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阿吉翁的学术研究，使他始终以批判性的思维审视主流理论，并不断尝试构建全新的增长模型。

　　 11月中旬的午后，他出现在中央财经大学会场侧门：身着深蓝色挺括西装，内搭黑色针织衫，佩戴线条简洁的玳瑁色镜框眼镜，鼻梁高挺，举手投足间流露出学者特有的儒雅气质。

　　 阿吉翁在众人簇拥下走向前排座位时，台下爆发出持续不断的掌声。这位68岁的经济学家不自觉地放慢了脚步，似乎生怕打扰这份热情。落座前，他朝着掌声的方向看了一眼，嘴角微微上扬，还迅速地吐了吐舌头。这一幕让人联想到被关注的优等生，既腼腆又带着一丝孩童般的调皮，与他在学术界“颠覆索洛模型”的锐利形象形成了有趣的对比。 在我看来，这种反差恰恰展现了学者多面的性格魅力。在严谨的学术研究之外，他仍保有对生活和交流的真诚与幽默感，这不仅拉近了与听众的距离，也让他的思想更具感染力。

　　 “还记得今年得知自己获得诺贝尔奖时，我一时语塞，完全说不出话来。诺贝尔奖委员会的人表示，他们从未遇到过如此‘寡言少语’的得主。要知道，我平时其实是个很健谈的人。”阿吉翁这番真诚的开场白让现场观众忍不住笑了起来。

　　 在短暂的热场之后，阿吉翁走向舞台中央，宣布今天这场“lecture”正式开始。随着身后的简约PPT展示出第一页，他的气质瞬间发生转变，从起初的内敛学者转变为如同法国大革命时期般充满激情的演说者。

　　 演讲中，他不时以顺时针或逆时针在舞台上踱步，手掌时而指向大屏幕中的图表强调数据，时而在空中划出曲线解读理论，每一圈踱步都仿佛在从大脑中迅速提取知识。60余年的人生阅历与30余年的学术积淀，被他浓缩成一堂生动鲜活的经济课，让复杂的理论变得通俗易懂。 这位学者的授课方式极具感染力，通过肢体语言与逻辑表达的结合，不仅展现了深厚的专业功底，也让听众更容易理解和接受抽象的经济概念。他的讲解既有理论深度，又贴近现实，体现了将学术成果转化为大众认知的可贵尝试。

　　 “新的创新会让旧技术变得过时，对吧？但我当年研究增长理论的时候，情况完全不同。”聚光灯下，阿吉翁指着一张年轻时期的照片，将“破坏”（destruction）一词抛向听众。他强调，这个词是他用来描述新技术取代旧技术的过程。而在当时，这一想法却与主流理论格格不入。

　　 据阿吉翁介绍，彼时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概念在课堂上顶多算个“curiosity（趣闻）”，老师们寥寥数语带过，没人把它当回事。当时占据主流地位的是索洛模型（Solow model），其逻辑为：经济增长的核心驱动力是资本积累，通过现有资本生产、将部分产出转化为新资本，再实现更多产出与储蓄，形成资本积累的循环。

　　 索洛模型指出，资本积累存在边际收益递减的规律——在合理的假设下，仅靠资本积累无法推动经济实现长期增长。索洛将经济增长的引擎归因于“技术进步”，但其模型并未深入探讨技术是如何产生的。而阿吉翁与熊彼特的理论核心，正是打破了这一“黑箱”，从创新机制出发，构建了全新的经济增长理论框架，最终凭借这一突破性贡献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在我看来，这一理论的发展不仅深化了我们对经济增长本质的理解，也揭示了技术创新在经济发展中的关键作用。过去，人们往往将技术进步视为外生变量，而如今，通过研究创新的内在动力，经济学家们能够更全面地解释经济持续增长的来源，这对政策制定和企业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而当谈及自己与彼得·豪伊特共同构建增长模型的契机，阿吉翁的语气里多了几分追忆。“1987年是我在麻省理工学院任教的第一年，彼得刚好来校访问，就住在我隔壁。”他笑着抬手比划，仿佛又站在了当年的办公室门口，“我跑去找他，直截了当地说：‘彼得，我们为什么不做一个能体现熊彼特“创造性破坏”思想的新模型？’”这个灵光一现的提议，让两人从1987年12月开始携手攻关，很快就搭建起模型的基础框架，后来安托万·阿格昂等学者也陆续加入研究。

　　 “这个模型的核心，绕不开三个关键点。”他转身指向PPT上的要点清单，语气显得更加坚定。 在当前的技术发展中，许多创新成果的背后往往都离不开几个核心要素。正如这段描述中所提到的，无论是在人工智能、大数据还是其他前沿领域，真正具有突破性的项目，通常都会围绕几个关键点展开。这些核心不仅决定了项目的成败，也影响着其应用的广度和深度。从实际效果来看，聚焦关键问题，往往比泛泛而谈更能推动技术落地与社会价值的实现。

　　 第一，长期的经济增长依赖于持续的创新推动。每一次新的突破都是在已有创新的基础上实现的——我们始终建立在前人的成果之上，这是发展的关键基础。

　　 第二，创新并非无源之水，它往往源于企业家的主动作为，而这种行动的背后，是对于“创新租金”的期待。当企业家成功推出新产品或采用更高效的生产方式，从而获得短期的垄断性收益时，这种回报会激励他们继续投入研发与创新。而“创造性破坏”的本质正是新事物不断取代旧技术，这一过程正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关键动力。 在我看来，创新不仅是技术层面的突破，更是经济结构优化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引擎。企业家在其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他们的冒险精神和对市场机会的敏锐捕捉，构成了创新持续发展的基础。同时，“创造性破坏”虽然可能带来短期的阵痛，但从长远看，它有助于资源的重新配置，提升整体经济效率。因此，社会应当为创新提供更加包容的环境，让那些敢于尝试、勇于突破的人能够获得应有的回报与支持。

　　 值得注意的是，阿吉翁强调，上述理论的核心存在一对矛盾：一方面，创新者需要垄断租金的激励才会投入创新；但另一方面，这些创新者一旦获得租金，又会反过来阻碍后续创新，阻止新竞争者进入。因此，规范市场经济的本质，就是如何管理这对矛盾。

　　 我们需要让有才华的人崭露头角并得到应有的回报，但同时要防止他们凭借已有的优势阻碍新一代创新者的成长——这正是制度存在的意义。一个健康的市场，应该不断涌现出新的人才，推动新企业的创立与发展，同时避免被现有的成功者所压制。妥善处理这一矛盾，正是实现持续增长的关键。阿吉翁表示。

　　 为直观解释理论，阿吉翁展示了企业成长模型图：四列内容分别代表企业的不同业务，纵向高度对应业务质量水平。企业扩张的关键在于以创新“破坏”现有市场，例如通过提供更优质产品取代旧供应商，推动业务质量与规模升级，实现从小企业到大型企业的跨越；反之，若自身业务被同行的创新超越，企业则会陷入萎缩。

　　 基于这一模型，他提出三大预测：

　　 第一，经济增长与企业更替、岗位调整之间的“市场流动性”呈正相关。无论是地区还是国家层面，市场流动性与经济增长始终保持着积极的关联。那些市场流动性较高的经济体，往往表现出更为强劲的增长势头。阿吉翁特别指出，“我们无需畏惧这种‘流动性’，它正是长期增长的核心动力——这一观点源自熊彼特的增长模型，其他增长理论并未提出过类似的预测。” 在我看来，市场流动性不仅是经济活力的体现，更是推动创新和效率提升的重要机制。在快速变化的经济环境中，企业不断更替、岗位持续调整，正是市场自我修复和优化的过程。这种动态平衡不仅有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也为经济持续增长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因此，政策制定者应更加重视维护和提升市场的流动性，以促进更高质量的发展。

　　 第二，企业年龄与规模长期呈正相关，例如美国因融资便利、淘汰高效而曲线陡峭，印度则因依赖姻亲管理，缺乏信任机制而陷入增长停滞，中国则正处于欧美之间的水平。

　　 第三，竞争与创新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阿吉翁曾用一个生动的例子说明这种“非线性关联”：当一个成绩优异的新同学进入班级，原本成绩优秀的学生会更加努力以保持领先，而成绩落后的学生则可能因此感到气馁。企业同样如此，处于技术前沿的企业在面临竞争时往往会加快创新步伐，而远离技术前沿的企业则可能选择消极应对。当前，中国正从“后者主导”的状态逐步向“前者主导”的方向发展。 在我看来，这种非线性关系揭示了市场竞争对创新的复杂影响。它提醒我们，在推动产业升级的过程中，不能简单地认为竞争越多越好，而是要根据企业的不同发展阶段，采取有针对性的政策支持，帮助后进企业迎头赶上，激发整个行业的创新活力。

　　 这场经济学演讲中，阿吉翁花了不少言谈聚焦中国。

　　 他展示的对比图清晰显示，中国的高科技创新曲线正快速追赶欧洲，这一成就背后，增长动力的转换已势在必行：“1978年靠技术引进和要素重组就能实现增长，但现在，仅靠模仿远远不够了。”

　　 针对这一转型需求，阿吉翁提出三个关键抓手：产品市场需进一步释放活力，通过强化竞争激发创新潜能；金融体系要突破对银行的单一依赖，大力发展风险投资和研究基金会，“美国DARPA（记者注：DARPA为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模式值得借鉴——政府提供资金支持，但项目需通过竞争获取，mRNA疫苗的研发成功正是例证”；产业政策则应坚持“亲竞争”导向，在明确发展方向的同时，坚决摒弃行政垄断。他特别警示：“欧洲的教训十分深刻，各国层层叠加监管，把统一市场切割成了‘积木塔’，中国拥有单一市场的独特优势，千万别浪费这份宝贵财富。”

　　 在阿吉翁看来，当前全球主流经济模式各有缺陷：美国模式虽具创新活力，却伴随着高不平等、低社会流动性的隐忧；欧洲模式注重社会保护，却陷入了低创新的发展瓶颈。而理想的经济形态，应当是二者的有机融合——既拥有美国的创新动能，又兼具欧洲的社会包容性。 我认为，这种对现有经济模式的反思具有现实意义。在全球化与技术变革加速的背景下，单一模式难以应对复杂的挑战。如何在激励创新与保障公平之间找到平衡，成为各国政策制定者必须面对的课题。阿吉翁提出的融合思路，为未来经济发展提供了值得深思的方向。

　　 这一观点恰好回应了中国发展中一个重要的认知偏差：许多人将创新与公平看作一种“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认为提高创新能力必然要以牺牲包容性为代价。阿吉翁明确否定了这种看法，指出创新与包容完全可以并行不悖，并提出了三项关键政策来实现两者的平衡：“弹性安全”体系、教育改革以及竞争政策。

　　 “弹性安全”体系堪称创新的“社会安全网”，其价值已被数据充分验证。阿吉翁通过对比丹麦与美国企业工人的就业状况发现：当企业倒闭导致工人失业时，运用双重差分法（控制年龄、教育、经验等变量）分析显示，失业对丹麦工人的抗抑郁药服用概率、心脏病发病率和死亡率几乎无显著影响；而在美国，这些负面效应却极为突出。这套体系的核心价值在于，既让企业能够更灵活地调整用工结构，敢于拥抱技术变革与“创造性破坏”，又通过完善的保障为劳动者兜底。阿吉翁主动表示，中国可结合自身实际研究调整这一体系，他也乐意为此提供支持。

　　 教育改革是实现多方共赢的重要途径。阿吉翁的研究揭示了一个引人深思的现象：在美国和芬兰，父母收入越高，其子女成为创新者的可能性也越大，即使在芬兰这种提供免费优质教育资源的国家，这种关联依然显著。究其原因，高收入家庭通常也是高学历家庭，他们给予子女的知识视野和人生理想才是关键因素，而非仅仅依靠经济上的支持。

　　 芬兰在1970年的教育改革为其他地区提供了很好的借鉴：改革之前，只有特权阶层的子女能够完成高中学业，而大多数人年仅12岁就不得不辍学；改革之后，芬兰将义务教育延长至12年级，并实现了全国范围内教育质量的均衡。对比数据显示，这场改革显著提高了贫困家庭子女成为创新者的可能性，让那些潜在的“失落的爱因斯坦”有了展现才能的机会。这充分说明，通过普及且高质量的教育改革，不仅能够扩大创新人才的来源，还能推动社会公平，实现创新与包容的双重胜利。

　　 竞争政策是激发创新生态的重要保障。阿吉翁指出，美国近年来增长出现停滞，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亚马逊、微软等龙头企业形成垄断，阻碍了新企业的进入，导致市场活力不足。如果美国能够优化竞争政策，将带来双重积极影响：一方面，新企业数量将增加，为创新提供新的动力；另一方面，“创造性破坏”机制将重新活跃，从而增强社会流动性。

　　 在阿吉翁看来，这三项政策共同构成了中国推动“创新与包容协同发展的关键路径”。他特别提醒政策制定者：“无需为了包容而牺牲创新，借助这三项政策，完全能够实现两者的协调发展。”

　　 阿吉翁在演讲结束时指出，熊彼特增长理论为人们提供了理解经济增长的新视角，而中国的发展实践则为这一理论的创新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未来如何进一步完善该理论，探索出更符合中国国情的最优经济模式，已成为中国学者肩负的重要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