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宫新贵挑战美联储，全球资产定价突变，美债收益率破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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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财经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吴斌

　　 随着美国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凯文·哈西特成为下任美联储主席的热门人选，市场对未来一年美元利率大幅下调的预期显著升温。这一人事变动不仅牵动全球金融市场神经，更可能重塑未来几年美国货币政策走向。

　　 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正牵头遴选鲍威尔的继任者，目前进入最终角逐的有五位候选人：哈西特、前美联储理事沃什、现任理事沃勒和鲍曼，以及贝莱德高管里克·里德。这场看似技术性的提名背后，实则是特朗普政府对货币政策主导权的一次深度布局。

　　 据央视新闻报道，当地时间11月25日，贝森特透露，特朗普“极有可能”在今年年底节日季前提名新任美联储主席。这一时间点耐人寻味——既避开敏感的国会听证高峰期，又能在新年伊始迅速确立政策基调，显示出白宫对掌控货币政策节奏的高度意图。

　　 同日公布的经济数据也为降息预期火上浇油。ADP就业报告显示，在截至11月8日的四周内，私营部门每周平均减少1.35万个岗位；而9月零售销售额环比仅增长0.2%，远低于预期的0.4%，增速较前值近乎腰斩。更值得警惕的是，在CPI环比上涨0.3%的背景下，实际零售支出已出现0.1%的负增长，消费动能明显减弱。

　　 正是在这样的宏观环境下，“全球资产定价之锚”——10年期美债收益率于11月25日尾盘跌破4%心理关口，收报3.996%，创美联储10月会议以来新低。2年期、5年期与30年期美债收益率也同步下行，反映出市场对“提前降息”的强烈押注。

　　 值得注意的是，哈西特本人曾在11月20日公开表示，若由他执掌美联储，将“立即降息”，理由是“数据显示我们应该这样做”。他还批评美联储在疫情后未能有效控制通胀，言辞直白且具干预倾向。这种将货币政策工具化为经济增长助推器的立场，与传统美联储强调独立性和通胀目标制的理念形成鲜明对比。

　　 东吴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芦哲指出，哈西特之所以成为热门人选，根本原因在于其与特朗普经济理念的高度契合。作为TCJA减税法案和“美国制造”战略的核心设计者之一，哈西特不仅是政策执行者，更是意识形态上的同行人。他在本届政府中继续担任要职，本身就说明了其政治可信度极高。

　　 更为关键的是，哈西特是唯一一位来自“白宫系”的候选人，这意味着他更有可能实现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同联动。在特朗普试图通过大规模基建和减税刺激经济的设想下，一个愿意配合降息的美联储主席无疑是理想人选。从这个角度看，哈西特的崛起并非偶然，而是权力逻辑下的必然选择。

　　 方德证券高级分析师廖偲琴认为，若哈西特上任，美联储或将开启“追赶式降息”模式。特别是在失业率持续攀升的情境下，明年二季度起可能出现每次50个基点的大幅降息。她预测，到2026年，累计降息幅度或超过100个基点，这对成长股、黄金及新兴市场资产将是重大利好。

　　 然而，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美联储的独立性一旦被实质性削弱，其所带来的长期代价可能远超短期经济刺激的收益。历史经验表明，当央行沦为行政权力的附庸时，市场对其信用的质疑会迅速推高期限溢价，反而抑制降息空间。1970年代的滞胀危机正是源于政策过度迎合政治周期。

　　 当前市场对2026年累计降息100–150个基点的定价，实际上建立在一个高度不确定的前提之上——即新任主席能完全主导FOMC决策。但现实是，美联储理事会仍有七席，地区联储主席轮值参与投票，内部鹰鸽分歧本就明显。即便哈西特上任，也难以单方面推动激进宽松。

　　 事实上，FOMC目前已形成三派力量：以理事米兰为代表的激进鸽派主张快速降息至中性利率；以威廉姆斯为代表的温和派虽支持降息，但反对大步快跑；而哈玛克等鹰派则坚持“通胀仍是首要威胁”，认为当前利率仍具限制性。这种分裂格局意味着任何重大政策转向都将面临激烈博弈。

　　 尤为值得关注的是，由于美国政府此前长时间停摆，原定发布的10月和11月非农数据将推迟至12月16日公布，晚于12月FOMC会议。这导致美联储不得不依赖过时的9月数据和零散的私营部门指标做判断，陷入前所未有的“数据真空”困境。

　　 在这种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政策制定更多依赖主观判断，极易引发市场误读。廖偲琴提醒，当前市场对12月降息25个基点的概率定价已超70%，但这忽略了两大潜在风险：一是通胀黏性犹存，若地缘冲突推升油价，或关税成本向消费端传导加速（如近期新车价格已现上涨苗头），通胀可能再度反弹；二是经济韧性尚在，9月非农曾超预期增长，显示劳动力市场并未全面恶化。

　　 贝森特在面试候选人时明确提出“简化美联储运作机制”，甚至呼吁降息150–175个基点，还质疑多家地区联储主席“不住辖区内、每日通勤纽约”的现象。这些言论释放出强烈的改革信号，但也引发广泛担忧：若真推行结构性调整，可能需要美联储大规模抛售持有的国债与MBS，进而导致借贷成本飙升，金融系统剧烈震荡。

　　 更极端的情况是，美联储理事会可在明年2月复审时罢免部分地区联储主席——尽管此举在历史上从未发生，但在政治压力加剧的背景下，已不能完全排除可能性。这种制度层面的不确定性，正在成为悬在全球金融市场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无论最终谁接任鲍威尔，可以预见的是，未来美联储的政策取向大概率将趋于鸽派。芦哲分析指出，对特朗普而言，“忠诚”已成为提名的核心标准。为了避免重蹈任命鲍威尔后后者“不听指挥”的覆辙，新任人选必须既是政治盟友，又能被白宫有效制约。

　　 在此背景下，特朗普政府亟需一个低利率环境来支撑经济表象、拉拢选民、缓解财政付息压力，并对冲高关税带来的负面冲击。因此，即便哈西特未最终当选，其他胜出者也很难偏离“降息主旋律”。预计从现在到2026年底，美联储或将实施四次或更多降息，超出目前联邦基金期货隐含的3.7次预期。

　　 展望未来，若鸽派主导美联储，2026年的降息路径或呈现“前快后慢”特征：12月、2026年3月和6月各降25个基点，最终利率区间落于3.00%–3.25%。这一节奏既能回应经济放缓压力，又可保留应对通胀反弹的政策余地，是一种折中的理性选择。

　　 但必须警惕的是，货币政策不应沦为选举周期的工具。短期的利率下调或许能提振股市和消费情绪，但如果牺牲了央行独立性和长期信誉，最终付出的代价可能是美元信用的动摇和资本市场的剧烈波动。在全球不确定性上升的今天，稳健、可预期的政策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